下面是信的全文。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
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2月17日
写完这封信，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亲自写好信封，交机要秘书立即送到林彪办公室。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对林彪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林彪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接待了一批“客人”——江青和王力。
林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肯见什么人的。江青来电求见，他不好拒绝。不知这次江青又有什么新情况。
时针刚刚指到8点，江青和王力就赶到了林彪的会客室。
“我们是来向林副主席汇报情况的。”江青坐在离林彪最近的沙发上，很有几分讨好地对林彪说。
王力扼要地讲了“大闹怀仁堂”前后的一些情况，也讲了京西宾馆的军委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特别着重讲了16日晚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的谈话要点。
林彪静静地听着，不像有的人听汇报，高兴时点头，不高兴时皱眉头。他的面部好像没有表情。
叶群就不同了，她拿了个本子做记录。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指示，她记得特别认真。
王力讲完，江青问林彪有什么指示。
林彪只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这是指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同“中央文革”抗争时，徐向前元帅所说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等言论。
第二句话是：陈伯达是一个书生。这是指１月初，在陶铸等问题上，陈伯达“放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林彪确实就讲了这两句话。
据当事人王力后来回忆，汇报完后，江青让叶群派车将他送回，而江青留下来同林彪、叶群密谈，其内容不得而知。
谭震林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18日晚，事情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急剧变化。
18日晚10时左右，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人，都接到通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后来的碰头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反正毛泽东就请了这些人。
毛泽东在会上“震怒”。他语言尖刻，火药味十足。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指指正在记录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
毛泽东对老同志们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发起脾气来，是相当厉害的，言辞也常常走极端。他说：“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谭震林、陈毅：“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毛泽东最后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请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讲完，退场。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叫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并确定由周恩来同陈毅谈话，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究竟是谁使毛泽东“震怒”的？他怎么会发如此大的火？我们很难考察得十分准确。有人说是因为谭震林的信，毛泽东看到后很受刺激，所以才发了火。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不够确切。
因为谭震林的信是17日送给林彪的。而林彪是在19日叶群从毛主席那里开完会后才将信转给主席的。
林彪给主席的信，是由秘书起草，他亲自签名的，全文如下：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19日
这就是谭震林一直认为他是“老同志”的林彪。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把这样的信转去，不正好是在火上浇油吗！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之后，随即挥动粗铅笔，写了两行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如果按照18日晚毛泽东发怒的态度，他必定会在这封信上作批示的。因为这封信上公然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并且声明：“这个反，我造定了！”然而，毛泽东只是“已阅”，就退回去了！
毛泽东的态度为什么不断变化？
毛泽东真是个研究不透的人。
历史就是有许多不解之谜。
据说，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大有点拍马屁拍到马蹄上的感觉，将此信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中，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捡起来存入档案的。这个说法确实与否，我们无法找林彪核对，但我们看到这封信的原件，确实是被揉搓、被撕过的。
至于毛泽东究竟为何“震怒”，有一种说法可供参考：
《党史文汇》月刊曾经发表过一篇《二月逆流史话》，其中讲到2月17日，康生单独会见毛泽东。他不仅叙述了开会的情况，而且是从历史的高度、从理论的高度、从路线的高度把“怀仁堂会议”的内容加以篡改，以此激怒了毛泽东。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谭震林是在家里听李富春、李先念传达毛泽东“震怒”的情况的。
两位老同志在传达时用词是委婉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同谭老板别无二致。
可以想见这次谈话的艰难。
谭震林听得目瞪口呆。
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他还希望毛泽东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扼制一下“中央文革”的活动。谁知毛泽东竟是如此态度。
他觉得，肯定有人蒙蔽了毛泽东，应该向毛泽东面陈一切。
老同志们劝他冷静一些，认真对待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谭震林说：“我就是要向主席讲明情况！”
他又错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么容易听得进老同志的逆耳忠言了。
他和毛泽东的办公室联系，希望主席抽点时间同他谈谈。得到的答复是最近主席很忙，等有了空，就给你打电话。
谭老板静静地等待着，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却一直没有响。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会”连续召开了7次。这7次名曰“政治生活会”实际上是对谭震林、陈毅等同志进行批评和围攻。
康生在会上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面对重重压力，谭震林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他用“检讨”的形式，继续抗争着，直到不让他再参加会议。
谭老板从来没有像这段日子这样苦闷过。
他吃过饭，就坐在办公桌前，既不读书，也不看报，连听收音机的习惯也改变了。他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写着，画着。每天只写一页纸。
他在写检讨。
这检讨怎么写呀！以往毛泽东也批评过他。批评后他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一回，却是有本质的不同。
他不承认自己“错”了。“文化大革命”就听任“中央文革”这样胡闹下去？中国就这样混乱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糟蹋下去？……
他陷入了愈来愈深的苦闷之中。我们从现存的一份又一份检讨中，可以看出这位65岁的老革命家的思想轨迹。
这种苦闷似乎不难理解。他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追随毛泽东。他尊敬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总是希望毛泽东把事情做好。在毛泽东的麾下几十个春秋，他认定毛是个伟大人物，是出类拔萃的革命领袖。因而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他是言听计从的。他认为，他在怀仁堂发脾气，是维护毛泽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江青他们那些人，才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着自己的勾当。
可是，毛泽东却说，“中央文革”执行我的指示，成绩是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
由于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不能不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能不反省自己的言行，不能不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扪心自问：是我错了吗？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在这件事上，只是不该那么冲动地发脾气。可是，陈伯达、江青这一伙人也太气人了。谭老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若依着谭老板的性格，他是真的“不干了”。然而他毕竟是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着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他还是要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批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所谓的“批评”。
在汉语词汇中，“批评”和“批判”似有所不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叫做“政治生活批评会”。而“中央文革”对陈毅、谭震林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一种“围攻”。他们要谭震林承认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谭老板不承认反对毛主席，他们便说：“态度不好”，“拒不认错”。谭老板承认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又说“看他的反动气焰有多么嚣张！”
……
真正想把谭震林打倒的人并不多。周恩来等同志千方百计想让他过关，让他“站出来继续革命”。许多老同志、老部下也来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好汉不吃眼前亏”……
1967年5月1日，北京照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红旗飘扬、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谭老板见到了很多老同志。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悄声对他说：“老板，认个错没什么要紧的。谁也少不了认错、检讨、反省。历史总是公正的嘛……”
谭老板握住老战友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又有许多人走进休息室，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感情了。
又有一位老部下来叫他，他们相跟着走到城楼上的栏杆前。老部下沉默了一阵，才说：“老板啊，你得检讨哇。你硬顶下去，他们就会彻底打倒你。你现在不能倒，你倒下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也就倒下了。”
谭老板望着广场上如潮的“红卫兵”，许久没有回答。
老部下又说：“这不是怕丢官。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你也告诉我们要讲策略。老板，检讨也是一种策略。现在检讨过了关，将来还可以和他们斗，你说是不是？”
……
不知是不是这些劝说起了些作用，后来谭老板相继写了几份检讨。写检讨和送检讨的心情都是复杂的。这在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出来。
他把一份检讨送给毛泽东和林彪，并写信说： 送上我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稿一份，请审阅指教。这次检查是在上次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法，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和革命左派、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在这三个问题上，我都犯了立场上的错误，都站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尽管不是自觉的，但错误是严重的，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
谭老板把一份检讨送给周总理。并写信说： 总理，我的检查已写好，检查后即可与革命群众组织接触。如何接触，请你指示。我估计我自己去找他们可能有困难，需要总理指定人帮助才行。
周恩来总理是希望他尽快“过关”的，并且复信指出他的检讨应该在哪几方面“加深认识”，以便保他顺利地“站出来”。周恩来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
然而，江青、康生等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态度了。江青授意戚本禹很快把消息透露给了北师大、北农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目的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要小看这几条。在“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几条的煽动性是相当大的。“谁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央文革”还向北师大的谭厚兰授意：“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