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兄弟姐妹四人，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是爷爷，一个邮局的小职员，辛苦所得仅够这五口之家糊口。
父亲对少年有清晰的记忆，说没钱上学，没钱置衣，只好穿人家不要的衣服——还是女服，在亲戚任教的女校里旁听蹭课，但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尤其作文，还经常被女同学要求代她们写作文，说到这里，他每每露出孩子般的骄傲。
我在哈尔滨出生，10岁随父母迁居北京。
我觉得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历尽沧桑，内心却是很单纯、干净的人。
在北京，父亲只有星期日才回家和我们团聚，平时我们住校，他忙工作，我们其实很少见面。
父亲有时会不经意的讲起那些曾经的艰苦岁月。
“那时在大别山，部队没吃的，靠挖葛根活下来……”
“一次我和另一个作战参谋外出看地形，一颗子弹飞过来，他吭都没吭，就在我身边倒下了，咳，就在我身边呐……”
“为新中国的成立死了多少人啊，我们活着的都是侥幸……”
一天早晨，听见父母在吵嘴。
“为什么不能顺路捎上孩子，又不误事。”母亲说。
我和姐姐的学校离家有10里地，我们走路去要一个多小时，父亲的公车刚好经过我和姐姐的学校，母亲心疼当时十二三岁的我们，希望父亲的车能捎我们一段。
“不行，这车不是给子女坐的，她们要好好锻炼。”父亲毫不通融，斩钉截铁。
那两年，我和姐姐上学，都是走着去，从来没有蹭过父亲的顺路车。
父亲的清廉在今天看来恐怕难于被人理解，父亲要是活到今天，看到社会上比这严重得多的利用职权之事，不知作何感想。
但我相信父亲依然会保持这个社会难得的清廉，这是他骨子里的信念。
“我就是爱才。”父亲说。
于是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惊讶地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人，吃住在家里，一天到晚在我家那间小屋里写东西，见面腼腆地一笑。
“这人很有才，有一套关于宇宙的理论和公式呢。”父亲说，“他在外地，条件不好，这里他可以静心写东西。”
我的天，父亲把他认为的一个天才请到家里来做学问，记忆中这种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这个同志很有能力，有才……”父亲拿着电话，又在向某某地方推荐他认为的人才。
“什么？！……我和他是什么关系？”父亲被对方的问话问愣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终于明白对方问话的含义时，脸上的表情复杂起来，他明显表露的被误解的痛苦，使我不忍再看下去。
我觉得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对人才的敬重和爱护，贯穿一生。
在中国，人才重要，但关系更重要，阅历丰富的父亲不是不懂，但他看不起拉关系这些事。
父亲适合做事，但不适合做官。
晚年，他历尽劫波后，仍然想要搞一个中国航空研究生院，培养这方面的高精尖人才，为此事辛劳奔波。他一生都在为事业忙。应该说，这思路是正确的，如果早有这方面的高精尖人才，中国航空业也早就起飞了。
父亲忙于事业，极少过问子女的事。但在我大学毕业后，他数次表示，希望我自己努力，出国深造。他总在我人生关键时刻发话，而这些话，都一一被以后的事实验证无误。但愚钝的我，也是事后才悟到父亲的英明。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真是精明能干，眼光长远，思维敏捷清晰，他总能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事物的要害，提纲挈领地找出方向性的东西，抓大事，抓主要的事，抓关键。他的头脑极为清晰，他是很有能力的人，曾被彭德怀称为“最有能力的作战参谋之一”。
父亲，一个阅过人间世态炎凉，经过种种不顺和劫难的人，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亲手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不是为钱和权。
不知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至少是夜里一、二点钟了，依然能听见我家客厅里父亲和同事们在谈工作，压低的、疲惫的、不倦的声音，始终响在耳边……父亲本不会抽烟，为了熬夜工作，他不得不抽烟以提神。退居二线后，他很快戒了烟。
父亲的消遣是养鱼。一泓清水，一条条金鱼呆头呆脑地摇曳着贵妇纱裙般的大尾巴，在淡绿色的水中轻轻游过。紧张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满足地看着这些优哉游哉慢悠悠的活物，心情也放松下来，怡神养目。
如果遇上长的节假日，一家四口正好打扑克。平时严肃的父亲喜欢搞点小把戏，偷牌换牌，小动作往往被母亲发现，母亲叫着笑着，一家人笑成一团。
父亲喜欢听京剧，家里存有不少京剧老唱片。“我站在城头观山景……”一个苍凉、老迈，有特殊韵味的声音响起，“这是言菊朋，言派唱腔。”父亲一边欣赏一边说。
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喜爱书法，他深爱中国文化，也写过有格律的古诗词，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状之一是“喜欢到处凭吊古迹，属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记忆最深是两床被面，一床是丝绒的，深蓝地上是红色和黄色的缠枝莲花纹样，一片蓝色深沉中，红色妩媚鲜明，一派富丽高贵；另一个被面是织锦缎，灰色与暗金色相配的中式云纹，雍容之中透出绮丽。
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我已阅美服无数，却再没有淘到过如此典雅搭配的纺织品。到今天我都在纳闷，如此高雅的东西，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父亲是怎么淘到的？我费尽心机，父亲却随手拈来，我自叹弗如。
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些东西并不贵，上海人从来紧跟时尚，但前提是不花大价钱，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面露喜色，给家里人看他刚买的宝贝——一只景泰蓝花瓶，40公分高，工艺无懈可击。
“你们猜这多少钱？”他说。
“五块！”他伸出五指，掩饰不住得意，对这件景泰蓝花瓶，也对自己的精明算计。
那时的10块钱可以够一个平民一个月的伙食费，相当于现在的300元吧，不过现在至少要花3000元才能买到这样的工艺品，父亲以一当十，的确不凡。
十二、魂归松花江
1978年，徐立行才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六院让他分管院教育系统和留学生。尽管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又遭遇种种刁难，长期不予平反，但他丝毫不计个人恩怨，一如既往地满腔热忱，带上助手跑北航、南航和西工大等大学调研，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地干了四年。他常说，“文革”耽误了一两代人，现在人才断层，青黄不接，抓教育、搞培训刻不容缓。
其间他随团出访英国，利用考察的间隙，专程到马克思墓地拜谒，摄影留念。
面临第三机械部要解散六院的强大压力，徐立行坚持反对的意见，在六院党委其他领导人灰心丧气、不敢表态的状态下，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上级写信，据理力争，直言劝阻。作为一个老同志，出于公心，襟怀坦白，反映自己的意见并没有错，没有料到竟招致国防部部长和三机部部长声色俱厉的点名批评。徐立行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不言而喻。
1982年，三机部宣布撤销六院，随即徐立行也正式离职休养。晚年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联络哈军工的校友们，凡老同志平反昭雪的大会，逝世老战友的追悼大会，他必定出席，以表达哀思。
徐立行还特别关心那些在历次运动中遭遇坎坷命运的哈军工学子。1958年3月哈军工把368名学员下放到北大荒，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前途被毁。这件历史公案本来与徐立行没有多大关系，但他首先为哈军工担当起历史责任。中国着名的物理学家、曾是爱因斯坦助手的束星北教授的长子束越新，就是被下放学员之一，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一位光学专家。晚年的徐立行给束越新写信，勇于承认哈军工当时所犯的“左”的错误，向束越新道歉，鼓励他在光学理论研究上再创佳绩。后来徐立行争取为束越新补发了毕业证书。哈军工二期学员、连续四年全优生郑志南也是被下放学员之一，“文革”后重回哈船院任教。1983年徐立行到哈船院参加校庆时与郑志南相识，遂成为关系密切的忘年交，在弥留之际，他还叮嘱家人，要郑志南参与自己的后事处理。
1984年以后，徐立行的身体一直不好，当年淞沪抗战时落下的肾病旧疾又发作起来，老战友刘华清劝他一定要好好治病，并亲自安排他到海军医院住院。
晚年徐立行遭遇到揪心扯肺的伤心事。1977年，在哈船院读书的大女儿晓梅因病意外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令王雅琴痛不欲生。徐立行好言相劝，宽慰老伴要想得开，他到哈尔滨办理后事，再三说女儿之死与学校无关。其实他自己是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文革”，大女儿不至于在北大荒插队多年，孩子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种鲜活的颜色。
躺在病床上，徐立行回想起跟随陈赓的峥嵘岁月，禁不住泪眼模糊，他对王雅琴说：“我真想再去长沙看看，见见老同志们，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时光过了30多年了！”
王雅琴理解丈夫的心情，轻声劝道：“你先好好养病，以后有很多机会去长沙看看嘛！”
徐立行长长叹了一口气，闭上两眼，往事如烟，他的脑海中交替出现二高步校和哈军工的校园，他做梦都想重新回到哈军工。那年曹鹤荪来看他的时候，他对老朋友表白自己的心迹：
“‘文革’结束后，六院没多少事干，我还想回学校工作。我这个人哪，不知为什么，就愿意办学校，让我去长沙，或者去哈尔滨都行啊！”
曹鹤荪无语凝噎，默默地望着徐立行，心想，当年反教条主义把徐教育长整得够呛，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对办学情有独钟。
不管谁去看徐立行，他总是详细询问军工分建的这几所大学的情况，为了替国防科大要点经费，他曾去找过老领导余秋里，找过刘有光，他和刘有光是“文革”中的难兄难弟，同样受尽折磨，被扫地出门，所以两个人特别谈得来。
病榻之上的徐立行应国防科大校史办约稿，写了一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回忆文章，深情地回忆陈赓院长创建哈军工的往事。
徐立行的心中永远都装着哈军工。有时睡梦中还在喃喃说着当年的工作：“不能停课，教学是中心啊！”
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医生已确认他是肾癌晚期。
徐立行的老秘书叶琢良去探视他，两人说起1976年春天“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徐立行面露浅笑，他问叶琢良：“我给你写的那首天安门诗，你还留着吗？”
“保存得好好的。”叶琢良道，“徐副院长赠我的墨宝，我裱好了挂起来啦！”
1985年10月，徐立行病危，刘居英、谢有法、刘有光、张衍等哈军工的老领导们闻讯纷纷赶来探望。徐立行头脑清楚，他苍白的面容上露出一丝微笑，久久拉着他们的手，向老战友诀别。
10月22日晚10时，徐立行将军走了，他留下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要撒到松花江里，生不能回哈军工，死后也要魂归哈军工。
张衍亲自操办徐立行的丧事。11月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徐立行遗体告别仪式，刘居英等在北京的许多哈军工人为徐立行送行，刘有光对王雅琴沉痛地说：“老徐啊，是个大好人啊！”
哈船院老领导卓明和徐立行的老秘书汪皖园从哈尔滨赶到北京，代表哈船院参加告别仪式。
11月13日上午，哈船院为徐立行举行了一次肃穆的悼念仪式，邓三瑞院长介绍了徐立行的生平。悼念仪式结束后，100多位哈军工的老同志们胸戴白花，前往松花江，其中包括徐立行生前点名邀请的郑志南教员。他们陪同徐立行的儿子徐晓瑜，护送徐立行的骨灰，登上一条大型游船。
游船破浪，缓缓行驶，徐晓瑜把父亲的骨灰轻轻撒入滚滚向东的松花江中，哈军工的老同志们肃立在船舷旁，在心里呼唤：徐教育长，您回来吧。
高天寥廓，四野苍茫，松花江在黑土地上流淌，不舍昼夜，这里曾留下徐立行匆匆的脚印，现在他魂归北国，在他为哈军工奋斗过的地方安息了。
参考文献
[1]重庆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革命熔炉》，重庆出版社，199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