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他从食堂上楼，回到房间里，点起一支香烟，靠着被子躺到床上。从敞开的小气窗纷纷扬扬地飘进来片片雪花儿，他起身关上透气用的小窗户，自语道：“又下雪了。”他重又躺下来，随手从枕头下抽出一本英文原版的《应用力学》，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突然从书中掉出一张小照片，那是小女儿兴汉周岁时的全家合照，周明总带在身边，他拾起照片，又细细地看着，他抱着三岁的大女儿兴武，叶惠兰抱着兴汉，一双小女孩瞪着大眼睛，张着小嘴巴，模样乖乖的，叶惠兰的眼神里隐隐透着一丝忧郁，只有他自己嘴角挂着微笑。他看着照片，心头不知不觉泛起对家庭的眷恋之情，惠兰现在要带两个孩子，每天还要奔波到汉口湖医去上班，她的肾脏在美国留学时已动手术切去一只，现在她的身体顶得住吗？周明重新把照片夹回书中，他闭上眼睛，任思绪快速地跳跃……
“咚、咚、咚！”是谁在轻轻地叩门，打断了周明的沉思默想，他站起来开门。
“啊，是陈院长！”周明一脸惊诧，忙说：“请进，快请进！”
满身雪花的陈赓跺跺鞋子上的雪沫沫，回头对王序卿和警卫员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和周教授聊聊天！”
陈赓关上房门，摘下皮帽子，拍打着雪花，再脱下大衣抖了抖，随手搭到椅子背上。
“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扰，周教授不见怪吧？”陈赓一边擦拭着眼镜片，一边笑着说。
“不，不，欢迎您来……”周明有点拘束不安，他忙给陈赓搬椅子，等陈赓坐下来，他才坐到床边，两个人面对面，差点膝盖碰上膝盖。
陈赓环顾着房间，简陋的木桌、木椅、木床，还有周明没有打开的木头箱子。
“委屈你了！”陈赓指指房间，“现在的条件还不很理想啊。”
周明忙摆手：“哪里呀，我们一来，就看到床上摆的皮大衣、军被褥和军毯，暖气烧得热烘烘的，条件不差呢！”
“毕竟这个寒冷的气候难以适应哦，我也不太习惯。”陈赓坦率地说，“前几天咱们在北京见过面，我今天刚从北京赶回来，再来看看你。我了解过你，从你1947年回国，从你拒绝到台湾并由上海滩奔向珞珈山，我就认为你的心和咱们党和军队是一回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公了，咱们一起干吧！”
“主人公？”周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心里重复着陈赓这句话，心头阵阵发热，嘴上却说：“惭愧得很，我长期滞留美国，对革命没有贡献啊，那个时候你们在打日本人，而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陈赓打断周明的话：“不能那么比较，前些日子我们开过老教师座谈会，我讲过，既要承认老干部的‘长征二万五’，也要承认老教师的‘十年寒窗苦’嘛！建设现代化国防，没有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今后，咱们的军工，咱们的军队，就靠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喽！”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周明讲起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讲飞机设计的乐趣，讲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讲乘坐美国客轮横跨太平洋……陈赓听得津津有味，他插话说：“你们都是乘着大轮船漂洋过海去留学，又乘着大轮船学成归国。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条件还不好，我想等条件好了，咱们自己也造它一条漂亮的大轮船，把我们学院的科学家都请到船上。船上有音乐，有鲜花和好酒，让这条大轮船在大海上漂它一漂……”
陈赓说到这里，自己先笑起来，似乎他正在驾驶自己憧憬中的那条大船，迎风破浪于碧波之间。陈赓的热情和真诚，深深感染着周明，这位很少流露感情的学者，眼睛湿润了。
陈赓又和周明谈起老教师的一些思想问题，紧接着就委以重任：“你在老教师中有威信，为了把教师们团结起来，咱们计划成立一个教师协会，或者叫教育工作者协会，你就来当这个协会的主任如何？”
周明感到有点突然，不禁思潮起伏：我来学院没有多少天，院长竟这样信任，人生最难得的就是信任啊，“士为知己者死”，我就在军工干下去了！军工本身就是一条大船啊，现在它正要起锚出港，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去，陈院长是船长，我就当他的水手，为他献智献策，流汗出力，我周明这辈子就不下军工这条船了！
陈赓要走了，他和周明握手道别：“哎呀，我们一聊就过了半夜，耽误您休息了！明早你多睡一会儿，我告诉食堂给你留着早饭！”
周明握着陈赓的手，使劲摇着，不肯放开。他喃喃道：“谢谢院长，谢谢你来看我……”他把陈赓送出宿舍大门，大雪还在静悄悄地下着，他目送陈赓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街口传来吉普车的发动声……
回到房间，周明连抽了两支香烟，想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找出信笺，他要马上给叶惠兰写封信，告诉她，快点带孩子来军工吧。
40年以后，从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周明教授，耄耋之年仍清晰地记着当年陈赓与他雪夜谈心的情景。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时邀我去哈尔滨工作，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深深感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离开武汉，因为，我的兴趣和爱好不完全在军事工程上。但是，我还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到哈尔滨后，我心里的矛盾被一颗心融化了！被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陈赓的心融化了。从陈赓将军身上，我看到共产党人捧向科学家们的是一颗赤诚的心！”
五、老园丁的心路历程
哈军工教育工作者协会成立那天，陈赓到会上讲了话，老教师们一致推选周明为教协主任委员。对这个新工作，周明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他成为沟通院系领导与老教师思想的桥梁。当时有一位上海来的陈教授闹着要调离哈军工，陈赓亲自做工作也没有谈通。周明就到这位教授宿舍里与之谈心，诚恳希望他留下来，但依然无效。周明就找负责老教师工作的院政治部王序卿反映自己的意见：“王处长，看来陈教授是留不住了，他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既然这样，泡在这里也是浪费，放他走吧，他在别的地方还能教书嘛。”
学院领导采纳周明的建议，允许陈教授调回上海。
1953年9月1日下午，哈军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陈赓把周明和曹国惠两教授请上主席台，让他们代表全院教师发言，两教授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自豪。
哈军工初创时期，老教师负担很重，既要给学员上课，又要培训年轻的教员。没有教材，时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和副主任薛鸿达副教授密切合作，编写百万字的讲义，并一起动手刻蜡版。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烟抽得很凶。有一天，他写讲义写到深夜，叶惠兰被呛醒的时候已经是满屋子的烟了，她过来一看，天呀，周明的烟头点燃了纸篓，沉浸在工作中的大教授竟浑然不觉。扑灭了火星余烬，周明苦笑道：“我说今天的烟味怎么与往常不一样呢？”
在哈军工的17年里，周明一心一意搞教学，苦心孤诣培养学生，是一位师德高尚的老园丁。
然而，随着政治运动越来越猛，周明心里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他也变得格外谨慎小心，从来不多说话。
1955年的肃反运动，把周明惊出一身冷汗。那场运动来势凶猛，老知识分子成为惊弓之鸟，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点复杂的社会关系？许多问题一下子又解释不清楚，于是乎许多老教师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惶惶不可终日。
在全院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中，有人向院里揭发：在老教师队伍中，存在一个攻击共产党的“吃饭集团”，头头就是周明。
对所谓“吃饭集团”问题，院领导很慎重，认为要重证据，不能捕风捉影。经过深入的调查，终于弄清真相。
原来在建院初期，从南方来的老教师中，有几位家属没来哈尔滨，曾石虞教授提议：星期天请家在江南的老教师到哈尔滨道里南方风味餐馆聚一聚。开始是曾先生做东，后来周明等老教师也轮流做东。聚餐的人员不固定，谁愿意来都行，大家无非在一起聊聊天，解解馋，自然有时也议论议论学院的工作，发点牢骚也是有的，但完全扯不上什么“集团”。
然而“吃饭集团”的问题一出，牵扯到二十来位老教授，一时在学院教师队伍中形成冲击波，问题还没有搞清，流言先传出一大堆。
身为教协主任的周明为了团结广大教师，也常常参加聚餐活动，和大家闲聊一通，可现在被怀疑成小集团的头头，他心情沉重，回到家中，吃不下饭，一个人呆坐着。
夫人叶惠兰看着六神无主的周明，小心问道：“又有什么新问题啦？不就是大家吃吃饭，聊聊天，讲讲心里话嘛，怎么能叫什么，什么‘集团’？”
周明温和地看看夫人，叹口气：“唉，大家总在一起吃饭，发牢骚，口无遮拦，思想上不设防，难免不讲错话。现在要大家揭发、交代，谁也说不清讲过什么过头的话没有。这么揭下去，不知道最后弄出个什么结果来，我担心啊。”
“我看你太紧张了，连续好几天都睡不好觉，这么下去身体不垮了？我相信陈院长，他是了解你的。”叶惠兰安慰着丈夫。
“可陈院长不在学院里呀，”周明摇摇头说：“你没听说过苏联当年的肃反运动吧，那是要杀头的，我听唐铎主任讲过，很残酷的。现在中国也在搞肃反，不知道中央的政策……”
夫妇俩相对无言，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面临着如此骇人的政治风浪，他们的心在战栗，手脚都有点发凉。
当然，没过多久，所谓“吃饭集团”的事就不了了之了，连立案都不需要。教授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从此哈军工的教授们改变了习惯，没有谁还有张罗聚餐的雅兴了。
1957年春夏的反右派运动也让周明吃惊不小，开始的大鸣大放，教授们兴趣不大，经不住学院领导大会小会的动员，连黄克诚大将都三次参加老教师座谈会。党要求提意见，能落后吗？一贯谨慎少言的周明也开口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谁能想到，半个月后开始抓右派，教授们惴惴不安，周明掂量自己的鸣放发言，把学院说成“衙门、官府”，那还不是“右派言论”？他后悔不迭。当然，周明是陈赓树立的标杆，哈军工断然不敢抓他的“右派”。周明赶快转弯，积极批判“右派”，凡是对老教师的批判会大都在教协里召开，由周明主持，难道他心里不明白被打成“右派”的同事是冤枉的？当然不是，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谁也没有办法啊。
应该说，在“左”风劲吹的年代里，周明内心是苦闷的。1958年秋的“交心运动”，等于让知识分子活剥一层皮，必须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交出反党的“黑心”……周明想不通：“解放前，我参加了武汉大学的工会，为了迎接解放，做了不少保卫学校的事，人家把我当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怎么到了军工，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了呢？”
一个“地主家庭出身”、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顶帽子像幽灵似地跟着周明身后转悠，他如临渊履薄，时时处处都提防着，总想摆脱这两个幽灵。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家都为吃饱肚子犯愁，哈军工为了照顾老教师，有时分一点学院打猎队送回来的黄羊肉。分给周明那份，他总是要一半，“那一半给别的教员吧。”他轻声说。他常想到在北京的陈赓院长，我可不能对不起陈院长。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猝然逝世，周明悲痛万分，在全院追悼陈赓的大会上，他代表教师讲话，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
1965年初冬，周明要跟着学员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他每天抽空练习挑担子，好适应乡下的劳动生活。学院的广播喇叭里播出表扬他的稿件。有一天，家里收到电报，内容是：“母病危，速回。”新中国成立后，周明的老母亲一直随妹妹家住在武汉，每个月，都是叶惠兰把老人的生活费寄去。现在老人在弥留之际，想见儿子一眼，周明何尝不想速回武汉看望妈妈，可他马上要下去搞“四清”了，那是毛主席给哈军工的指示，他敢请假探视“地主婆”吗？几天后，学院的广播喇叭里又播出表扬他的稿件：“周明教授能与‘地主婆’母亲划清界限……”小女儿兴汉听到广播，心里不痛快，她认为父亲太不孝顺，自己的亲妈都不回去看最后一眼，还教育我们孝顺妈妈呢！
半年后，周明从“四清前线”回来了，人消瘦得很厉害，家里人这才知道，胃肠不好的周明不适应农村粗劣的伙食，经常饿肚子，幸亏带去了一盒巧克力糖，实在饿极了就偷偷回去吃一块。后来被人告发，挨了一通批评。
周明到家没有几天，就收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一天中午，两个女儿放学回家，他拿出两块黑纱对女儿说：“奶奶去世了，戴上它吧！”女儿吃惊地发现，父亲眼里溢满了泪水。
“奶奶虽然是地主婆，”周明低声说，“但她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他背过身，擦拭着滚落的泪水，一声不响地给自己戴上黑纱。
哈尔滨市的唯一佛院极乐寺紧挨着哈军工，“文革”前的年代，那是哈市的一片净土。周明喜欢安静，一有空就带着小女儿去极乐寺散步，他穿着西装，一些老百姓投来好奇的目光，他只顾走路，领着女儿进了大殿。
“兴汉，跪下，”周明对女儿耳语，“给佛祖磕个头！”
女儿不明白爸爸的用意，不太情愿地跪下来磕头。
周明闭上眼，静静地伫立在女儿身后，他是在心里许了什么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