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湖南大学到哈军工
晚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3月，杨仲枢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4岁时生母弃世，祖父决定把他过继给孀居的伯母做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员，为了桑梓教育而终年忙碌。幼年失恃，使少年杨仲枢的性情内向而孤僻。14岁他离开家庭寄宿学校，用功读书，学业很好。不久，家族长辈做了一件糊涂事，为杨仲枢包办了一桩婚姻，令他痛苦不堪。心灰意冷之后，他决心脱离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羁绊，到国外留学去。
1930年，在堂兄的帮助下，年轻的杨仲枢先到了法国，之后到比利时法语区，先后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着名大学之一——天主教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工作。他不幸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泡汤了。
法西斯德国蹂躏下的比利时，人们颠沛流离，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日子更是衣食维艰，朝不保夕。为生活所迫，杨仲枢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杨仲枢参加了盟军的军械修理工作，他精通机械技术，工作得心应手，能为击败德国法西斯出一把力，令杨仲枢精神振奋。
在异国他乡的岁月再艰难，他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光阴似箭，岁月蹉跎，他滞留欧洲16年回不了国。
二战后的1946年，他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久别的祖国，辗转回到湖南长沙，受聘湖南大学教授之职。
欧洲战乱年月的动荡生活极大损害了杨仲枢的身体。
1947年，他做了第二次大手术，胃切除了三分之二，而且他的心脏也出了问题。年近不惑，杨仲枢还没有一个家，他又不会照顾自己，整天埋头于教学，这种单身汉的尴尬生活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杨仲枢终于遇见一位他十分中意的生活伴侣，她叫王禄臻，是湖南大学图书馆馆员，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年轻貌美的母亲。王禄臻生于1915年，原籍江苏，丈夫是湖南大学历史系周荫棠教授，一位才华出众和因学术成就而闻名于学界的学者。1946年周教授从汉口乘轮船沿长江而下，不幸途中轮船失事，遇难于滔滔大江。丈夫英年早逝，寡居的王禄臻拖着三个未成人的儿子，艰苦备尝。
在湖南大学，王禄臻的口碑极好，她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特别是深明大义，临危不乱，意志坚强，有巾帼气度。国民党当局派兵镇压学潮的时候，王禄臻把6个学生藏在自己的家里，躲过了搜捕；一个抗战流亡来的安徽籍学生刘文光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生命垂危，王禄臻把他送到湘雅医院抢救，没有住院费，王禄臻卖了自己的首饰，终于把这个年轻人抢救过来，解放后，刘文光入党当了干部，他一直感念王禄臻的救命之恩。
1948年，王禄臻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上级的领导下，以实际行动迎接湖南的和平解放。
在王禄臻的眼里，这位吃过16年洋面包的杨仲枢教授是个老学究，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不明白中国人那套人情世故，有话直说，不会拐弯，政治上也比较单纯。但杨教授人品正直，学问精湛，他那流利的法语，在湖大教授中是有名的。王禄臻注意到杨仲枢在解放前夕的护校运动里表现积极，他属于进步教授，爱国的知识分子。
1950年，杨仲枢和王禄臻携手组织起新的家庭。对于王禄臻的三个儿子，杨仲枢视同己出，关心呵护，担起做父亲的责任，这在湖大传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仲枢因为历史清白，又积极护校和迎接解放军入城，湖南大学党组织对他颇为信任，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轻松过关。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让他先参加民盟，同时让他当工会执行主席，又派他兼任楚怡高等工业学校校长，1952年任命他为湖大机械系主任。
12月的一天，杨仲枢在校园里碰到湖南大学电工学专家李苾教授，李教授快步上来握住杨仲枢的手，面色严肃，声音庄重：“杨先生，再见了！杨先生，再见了！”
杨仲枢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李教授今天是怎么了？
隔了几天，校党组织找杨仲枢谈话，告诉他，国家急需他到部队去工作，必须马上到北京，一切保密，无须多问。
回到家里，杨仲枢告诉王禄臻这个突如其来的工作变动。夫妇俩猜测半天，这个新工作到底是干什么呢？这个部队在哪里呢？杨仲枢说，朝鲜正在打仗，估计是让我到朝鲜修理枪炮，当年我给美军修理枪炮，他们可满意啦。王禄臻心里嘀咕，修理枪炮还要调一个老教授？
学校送来火车票，杨仲枢匆匆启程。到了北京，早有人安排好他的食宿，接着又送他继续赶路，最终的目的地是北国冰城哈尔滨。
12月25日，杨仲枢走进哈军工大院。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杨仲枢迎头碰见李苾，这才恍然大悟：“李先生，原来你比我先到！”
李苾说：“杨先生，你也来了！”
两人哈哈大笑。
数天后，杨仲枢从哈尔滨寄来一封家信，告诉王禄臻，他不是到朝鲜而是到了哈尔滨，正在筹建一所军队的大学。
1953年2月中旬，过完了春节，杨仲枢给王禄臻来信说，把一切家具都卖掉，轻装带着三个孩子来哈尔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要为国家节约，不要坐卧铺，坐硬座来吧。
放弃长沙的家，到遥远的大东北去，谈何容易！但为了革命，为了我们的军队，王禄臻没有一句怨言，抓紧准备数日，带着三兄弟，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火车，到了北京。读高中的大儿子周昂冕喜欢北京，提出在北京就读，得到哈军工驻京办事处主任许鸣真的支持，许主任当了周昂冕的监护人。安排好大儿子入学后，王禄臻又带着两个儿子坐了一天半火车才抵达哈尔滨。
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对于南方人来说，第一感觉就是从未感受过的寒冷。王禄臻还干老本行，被安排在哈军工文庙图书馆工作，南方人不会在冰雪上走路，第一天上班就摔了个屁墩。王禄臻开玩笑说，这是见到孔圣人的第一拜。
与爱人和孩子团聚了，杨仲枢很高兴，许多南方人不适应哈尔滨的严寒气候，情绪不免低落，但杨仲枢很乐观，他很喜欢哈尔滨那种贴近欧洲的文化风韵，他在欧洲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当时在全国只有在哈尔滨能买到上等的咖啡豆，还有黄油。杨仲枢还很喜欢吃秋林公司的巧克力、奶糖，他说，秋林的巧克力在全国是最纯正的。
二、陈赓批准他用电炉
1953年初哈军工成立各基础学科教授会，杨仲枢出任机械原理教授会主任，他的搭档是副主任曹国惠教授。机械原理是工科大学的重要基础课，为了准备给第一期学员开课，杨仲枢一边编写新讲义，一边培训年轻助教，讲授《射影几何》和《机械原理》，使他们能尽快走上讲台；他又组织教员设计了七十余套机构学模型，成为学院实习工厂首批产品，也是第一批国产机构学模型，国内有名的工科院校纷纷购买或仿制，影响深远。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知不觉工作超负荷，致使身体出现问题。消化力甚差的残胃不适应教员食堂的东北伙食，时常疼痛，心脏阵发性跳动慢，有时还要停一下。疾病像阴影跟着杨仲枢，他初到哈尔滨因为“咖啡豆”、“巧克力”带来的那一点快乐也被冲淡了。
杨仲枢带病工作的情况汇报到院党委，引起陈赓的重视。有一天，陈赓到教授会看杨仲枢，推开虚掩的门，陈赓笑眯眯地走进来。屋里没有别人，杨仲枢连忙请陈赓坐在椅子上，他靠着桌子边与陈赓叙话，都是湖南人，说的也是家乡话。陈赓询问杨仲枢的工作和身体，问他有什么想法。
杨仲枢说出了心里话：“感谢院领导对我的多方关怀，我也想为我们军工的建立尽绵薄之力，可这身体不争气，最近胃痛弄得我寝食不安，我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如果可能，我还是想调回南方工作，对哈尔滨的气候和生活，我还是不太适应……”
听完杨仲枢的话，陈赓和蔼地说：“我知道杨教授一直在带病坚持工作，你的表现说明了你是个好同志。学院刚刚建立，极为缺乏像你们这些专家，希望你们能带出一批人来，这样你就能解脱出来。现在再坚持一下，我们也会尽力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如果实在适应不了，再走，那也要带出年轻教员来。”
这次与陈赓的谈话，让杨仲枢和王禄臻倍感温暖。没过几天，营房管理部门的干部给杨家送来一只电炉，说明这是陈院长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电力紧张，哈军工严禁私人使用电炉，这是谁都知道的规章制度。学院只为杨教授一家配发电炉，随时可以加热煮烂生硬的食物，有利于杨教授的身体。杨仲枢和王禄臻惊喜之余，感激得热泪盈眶，陈院长想得太周到了，可怎么感谢院长好呢，只有更努力地工作去报答党和院首长了。
哈军工对杨仲枢给予充分的信用。1955年肃反运动里，胡振渭教授一段历史被怀疑，成为审查的重点。政治部指示成立帮教小组，让杨仲枢当组长；1956年哈军工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的杨仲枢就是中校军衔。1957年五一节，哈军工派出赴京观礼团，杨仲枢是团员之一，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在上级的信任和荣誉面前，杨仲枢心情舒畅，从内心深处感谢党和国家。
三、甘泗淇让他带个头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做最后一次整风动员，他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大红宫灯下，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说：“整风的总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那几天，杨仲枢正好在北京。他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和其他观礼团成员一起参加了4月30日晚上的国防部宴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临宴会讲话，他谈到目前的整风运动时批评了部队院校。他说，我们的军事院校存在着宗派主义，有人发两套衣服，有人就发一套；有人坐皮椅子，有人坐木椅子。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时，彭总说，人家是来参加我们院校建设的，我们是欢迎他们呢，还是排斥他们呢？
彭德怀元帅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杨仲枢，他觉得彭老总好像是在讲军工学院。
总政甘泗淇副主任与杨仲枢并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湖南人，乡音顺耳，倍觉亲切。甘泗淇问起哈军工的整风鸣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4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你们那里教条主义严重啊。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党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个头呀。
5月1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杨仲枢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难以言表。
在人们欢度五一劳动节的喜庆气氛里，全国报纸公开发表三天前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在全国热热闹闹地铺开了。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月中旬才回到哈军工。刚进宿舍楼，迎面碰见邻居张凤岗教授，张教授说：“杨先生，你落后了！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呀，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呀！知识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
回到家里，王禄臻捧来一叠《工学》报，杨仲枢匆匆翻看校报，了解军工的大鸣大放。旅途的疲倦还没有消除，院里通知他去参加黑龙江省政协会议，会议上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着他，他有点坐不住了。
一周后，杨仲枢从省里的会议上回来，一向和他关系不错的胡振渭教授登门拜访：“杨先生，你得赶快大鸣大放呀！”他欲言又止，“你历次运动都很顺利，不像我，肃反时两口子挨审查，所以……”
杨仲枢正色道：“你不要老背着包袱，肃反时我是你的帮教小组长，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是对的。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帮助党整风，不能夹带着个人情绪。”
“那是，”胡振渭点点头，“不过军工的肃反运动也确实有点叫人伤心……”
杨仲枢煮好香喷喷的咖啡，和胡振渭边喝边聊，听说不少教授对学院“三害”中的宗派主义有意见，便赞同道：“宗派主义的问题不小，老胡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得赶快准备发言稿。”
5月29日下午，比全国慢了一拍的哈军工终于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副政委刘有光少将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他指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
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30日下午的全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及非党军事教员的座谈会非比寻常，来学院视察工作的黄克诚大将亲临会议，仔细听了21个人的发言，有时还要亲笔做记录。休息的时候，黄老走到老教授中间，代表国防部向老教师们道歉！他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大胆鸣放。
后来，黄克诚又连续参加了三次会，每一次黄克诚都要代表国防部向老教师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