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生于1911年12月6日，祖籍山东恩县，出生于河北枣强，早年曾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任教，曾担任学校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等职。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在大学时代，侯仁之对北京（时称北平）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进行勘察。20世纪50年代初，他应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市的规划建设，并被聘任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从这时起，他的学术研究注重将城市地理历史与首都的建设、发展相结合，通过对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演变、发展进程的规律、特点进行考证、分析，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和城市开发、建设总体规划提供依据。80年代后，他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呼吁，抢救、保护北京的水系和历史文化风貌，被国际学术界称誉为：“北京史巨擘”。
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是一座因水而生、水系相连的城市。恢复北京古都历史文化风貌应首先从治理、改造北京城市水系开始。他提出：“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营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莲花池的保护也非常重要，金中都建设与它有直接关系。”据一项数据显示，截至1998年年初，北京城市水系80%被污染，河湖淤泥厚度达80至120厘米。如故宫筒子河沿岸分布400多处排污口，河底的淤积物多达9万立方米。他的这一建议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制定京城河湖水系治理方案，政府先后拨款11亿元，对长达50公里的京城水系进行为时两年多治理，实现“水清、岸绿、流畅、通航”的目标。侯仁之先生被誉为“北京城的守望者”。
万宁桥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交通干道之上，连接“前朝”（紫禁城）与“后市”（钟鼓楼商业区）元朝时，该桥为进出积水潭港的必经要道。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当时新开凿的通惠河渠道经过“中轴线”南北大道，故建桥以便利南北行旅的往来，遂正式命名为万宁桥。当时钟鼓楼一带是繁华商业区，万宁桥附近人群熙攘，成为当时“架设在全称中轴线上第一座最重要的市井大桥。”（侯仁之语）明朝以后，积水潭港功能消退，通惠河河道退至东便门，万宁桥东西两边，一边是旧河道，沿岸分布帽儿胡同和南锣鼓巷，一边是什刹海。当时北京人以紫禁城为中心，以南的正阳门称“前门”；以北的地安门称“后门”，因此将“万宁桥”称“后门桥”，时间一长叫惯了。据说，在万宁桥下存有一根石柱，上面刻有“北京城”三个字作为水位标志，如果水位涨至“城”字以上，就表示北京城要发大水了，联想到京西潭柘寺中有一口大锅底部铸有“潭柘寺”三个字，因而北京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水淹北京城，火烧潭柘寺”。桥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两尊石雕镇水兽，相传若触犯了它们将会引起水灾。1953年城市改造中，早已被人们习惯称为“后门桥”（即万宁桥）以东旧河道被改建为暗沟，地面覆盖黄土，桥洞大部被掩埋。1999年有关部门对这座古桥进行维修、加固；同时将桥西的河道拓宽，在澄清闸原址处，新建了一座三孔拱形石桥。据记载，2000年6月13日侯仁之先生乘小船参观什刹海时表示“什刹海是老北京最富有人民性的地方”。当他来到正在修复中的后门桥时，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建议：“后门桥还是称万宁桥好。”
这一年12月20日在后门桥修复工程竣工仪式上，侯仁之再次倡议恢复“万宁桥”桥名。不久，北京市文物局在桥头设置保护标志，正式恢复“万宁桥”名称。对于新建仿古石桥名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请侯仁之先生取名。侯仁之在给汪副市长信中写道：“考虑到桥名必须便于称道，又应与什刹海上的风物相结合，因而联想到前后海之间有银锭桥，创自明代中叶，立足桥上西山在望，遂有银锭观山之称。……联想及此，因而建议新建石桥即命名为金锭桥。这样什刹海上前后两石桥金银并称，不仅便于记忆，而且与金锭桥隔海相望的西北岸上原有胡同两处，即以大小金丝套为名。联想及此，更有助于此新桥之命名。”信中所提及“大小金丝套”，指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间尖角地带，历史上这里曾有一条人工河道，蜿蜒通往紫禁城，故称“御河”，也称“玉河”，该片区域内有宽窄不同两条胡同，清朝乾隆年间称金、银色绦胡同，后称大、小“金丝套”胡同。1965年时人们将这一名称中“套”字去掉，成为大金丝胡同、小金丝胡同。有关方面采纳了侯仁之建议，将这座新修建仿古桥命名为“金锭桥”。
2002年1月31日京城各大主要媒体刊发一条报道，标题《什刹海重修千年火神庙》称：“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火德真君庙腾退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搬迁工作进展顺利，现场清理工作将随后展开。明年，在全面修缮后，什刹海边后门桥畔将重现这座千年古庙。……”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年）的道教古庙，后经元、明、清各朝修缮，规模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后被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尽管庙宇建筑、神像依然保存，但已不复往昔的鼎盛景象。一期文物建筑修缮面积650平方米，预计于2003年5月竣工。按照规划设计，重修后的神殿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山门面阔三间，黄琉璃绿剪边歇山顶。前殿为灵官殿、东西配殿分别为关帝殿、斗姥殿，殿内保留明朝万历、清乾隆御题匾额，修缮费用由市文物局从总额为3.3亿文物修缮拨款中支出。工程启动前，西城区人民政府、中国道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组织搬迁庙内部分占用单位、居民。
侯先生有两句描述自己晚年生活情境的诗：“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人们对于这位学界泰斗充满敬意，称他为“北京城的知音”。2013年10月23日一代宗师侯仁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如今，在什刹海南岸小广场上树立一块碑石，上面镌刻侯仁之撰《什刹海记》全文：首都北京为举世瞩目之历史文化名城，建城迄今已历三千余年。元初新建大都，选址在什刹海畔，紧傍东岸确定全城规划设计之中轴线。其后历经改造，即今位于首都中心之北京旧城。
北京旧城为我国封建社会都城之杰出典型。全城布局严整，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城市建设业绩辉煌。在旧城改造中，既重视保护古都风貌，又力求有所创新。改造天安门前封建时代宫廷广场为社会主义新时代之人民广场，即其一例。与此同时，什刹海及其周围地区，亦日益受到重视。什刹海旧称积水潭，原是一南北狭长之天然湖泊。在北京旧城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遂因古制改名太液池。太液池上先有琼华岛，后经开浚，又建瀛台，始有北海、中海、南海之称，是为皇家御苑，庶民百姓不得涉足。积水潭隔在皇城之外，元代曾是漕运终点，一时舳舻蔽水，盛况空前。其后运道中阻，而人民群众喜其水上风光，乐于游憩其间。湖滨梵宇林立，旧有佛寺曰十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废，而十刹海作为湖泊名称，却屡见记载。或谐音写作什刹海，而口碑相传又已相沿成习。只是这一区富有人民性之市井宝地，在旧时代却难于进行规划建设。
近年来，我首都军民发挥主人翁精神，为浚治什刹海已付出巨大劳动，而西城区人民政府更在中央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基本原则指导下，与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协作，共同制定总体规划，目的在于发展什刹海及其周围地区为历史文化风景区。其重点工程如汇通祠景区之重建，也已全部竣工；荷花市场之恢复与望海楼之兴修，已在设计筹建中。按汇通祠旧址正当昔日德胜门水关引水入城咽喉，淙淙清流，潆回寺屿，下注什刹海，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且为人民群众游憩胜地。近年兴筑环城地铁，水关与城墙并废。原有寺屿，荡然无存。今经重新规划，既有所继承，又善于创新，并因寺宇增设郭守敬纪念馆。饮水思源，不忘前贤筚路蓝缕之功；继往开来，尚须群策群力。成规在前，远景可期。
人心向往，乐观阙成，是为记。
侯仁之
一九九○年十月
五、“胡同游”来龙去脉
1993年3月年近50岁的民间摄影家徐勇创办了北京胡同文化游览公司，首次推出“胡同游”项目。他的这一创意来自于他自己的“胡同情结”与亲身感受。11岁以前，他一直在上海生活，1965年随父母迁居北京。“文革”结束后，他先后就读于洛阳工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专业。他最初的职业是工人，后来成为机械工程师，因爱好摄影、文艺，1984年来到北京在广告公司担任摄影师。几年后他开办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以自己的摄影专长拍摄各种广告图片；同时，他凭着对于北京“胡同文化”产生的浓厚兴趣，拍摄了大量以胡同为题材的摄影作品。1990年他出版了一本摄影集《胡同101像》，用镜头记录了北京各处胡同、四合院现状以及市井民风，在社会上轰动一时，许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民风感兴趣的外国人邀请徐勇讲授北京“胡同文化”历史，带领他们去胡同里参观游览，感受老北京深厚文化底蕴与淳朴善良、彬彬有礼的民俗民风。他的“胡同文化”摄影作品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收藏，并被载入美国出版的世界摄影史《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译名《照片中的世界历史》）。
1992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成立一家旅游公司，专门带老外游胡同。在他看来，胡同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潜力，于是他决定抓住这一机会。然而，当他将这一想法道出后，身边的亲人、朋友并不理解，甚至认为此举“异想天开，拿着好不容易赚来的钱瞎折腾。”然而，他却对自己这一创意坚信不疑，其根据有三：其一，北京的胡同数量众多，密集分布在城区各处，体现北京城市特点；其二，在许多胡同中有着许多名人故居、王府花园、旧宅和特色老店，具有浓厚的人文底蕴、内涵；其三，北京常年聚集大量中外游客，形成源源不竭的消费群体。他将“胡同游”最初的目标对象确定为外国游客。
徐勇向有关部门提交的项目计划中提出，“胡同游”路线应能体现老北京特色与文化，什刹海、鼓楼一带街道、胡同保留老北京建筑特色与深厚的京味文化底蕴，适宜作为文化观光旅游路线；人力三轮车方便、灵活，可以解决因街道、胡同狭窄不宜通过大型车辆的难题。然而，他将自己撰写的项目申报报告和计划向有关部门提交后得到的回复令他感到十分失望。有关部门认为，许多胡同、房屋年久失修，卫生环境欠佳，不适宜向外国人展示。早在“文革”中，应邀来华拍片的意大利着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时，因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生活而被批判为“丑化中国人形象”，在国内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徐勇一连数次提出申请，屡屡碰壁，直到1993年他的项目计划报告被送到市政府领导手中，这一项目出现转机。他在写给市领导的报告中写道：许多外国人来北京，更感兴趣的是反映旧北京民俗风情的老式建筑和地道的北京方式。况且，让北京人了解胡同，更能够让他们对比新旧北京的巨大差异，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北京固然有故宫和长城、天坛等景点，但那都是反映帝王生活、政治历史的地方，北京还缺一个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景点。“胡同游”有朝一日将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品牌，因为胡同就是北京的标志。A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副市长何鲁丽分别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市政管委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协调解决各环节之间的分工、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