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和“红色造反者”队，但正规比赛只能以单位名义报名，一旦代表单位有了共同的对手，很快就“一致对外”了。北京市青年中出身不好的相对较多，因为“旧社会”的成功人士有很多到北京发展，哪怕做个小买卖也是资本家也属于“黑七类”。有些“黑七类”青年在单位抬不起头，却因篮球打得好而改变了卑微的形象。如今已是着名作曲家的马丁是东郊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由于父亲的冤案成了“黑七类子女”，但他是篮球队主力，很多球迷都给他说好话，于是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还有崇文区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主力靳淼的父亲是被诬陷的“反动资本家”，军宣队队长比较“左”，不同意他入厂队。可是这个厂队一离开他的快速突破与准确投篮就降了一个档次，不少工人老师傅就一起找军宣队说：“咱们工厂原来是崇文区前三名，可是没了靳淼连小组出线都悬，人家外单位的球队都问咱们那个特快特准的主力怎么没来？毛主席教导咱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老输球，怎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军宣队为此还开了个会，其中一位姓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说：“咱们党的政策是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表现，靳淼的父亲虽然剥削过工人阶级，说过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但靳淼还是和家庭划清界限的，学习毛主席着作和工作是努力的，我们厂篮球队也要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厂争光嘛。”靳淼回到篮球队后，帮助球队连胜三场出线，军宣队年终总结还说落实毛主席指示，团结了出身不好的青年。
那时北京市厂矿的联赛是很重要的文化生活，经历过那个时代如今已是着名社会学家的白志刚总结说：“那个年代的篮球赛红火，也因为生活的极度枯燥，篮球不同于文艺，它没有什么阶级属性，而且八个样板戏人们早就看腻了，没有悬念的戏是没有魅力的，而篮球哪怕是基层队的比赛也有悬念，也能给大家健康和乐呵儿。”
北京从50年代就营造起积极丰富的工人文化生活，在“文革”中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在这方面很有责任感的北京市总工会体育部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每年都坚持举办有近两百支男女队参加的北京市职工篮球联赛，从5月下旬到9月几乎天天有比赛。
北京市职工篮球赛规模最大的是朝阳区，朝阳区大型企业多，不少大企业都有下放的专业队球员，因此水平相当不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很多北京队队员被下放到基层，工厂业余队的水平迅速提高。北京男篮队员李隆被下放到北京造纸一厂，在他的指导训练下，北京造纸总厂篮球队的水平迅速提高，他们到北京体育学院和着名教练于刚执教的国家三队打比赛，造纸总厂篮球队上半时仅输几分，后由于体力不如对方才输很多。赛后于刚称赞道，你们队打得不错，以后多来和我们打练习比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工厂业余队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活跃职工体育，北京市总工会还组织了半脱产的北京工人队，教练是原北京队教父级人物范政涛，那时他被下放到北京化工实验厂，虽然还是“摘帽右派”（后来甄别是错划），但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关领导顶着压力邀请他来，使这支北京工人业余篮球队受益匪浅。北京工人业余男女篮有一些刚退役不久的高手，如陶传孝、叶根深、张泰荣、汪武华、李志新等，还有清华校队主力王光伦等，他们业余的编制专业的水平深受京城球迷的喜爱。范老战术变化多样，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实力，一些非篮球强省的球队和这个队打都很难取胜。这支球队还曾与日本钢管队、埃塞俄比亚队打了国际友谊赛，对方都不相信这是一支业余球队。
当时北京队有个女运动员何强是国家队都看上的大前锋，她被下放到北京工人队，犹如鹤立鸡群、无人能防，她身高1米80多，动作很男性化，人却很秀气，不少喜欢篮球的小伙子特别喜欢看何强打球。1970年部队体工队解散，因北京市邮局军宣队领导很喜欢篮球，接收了不少八一男女队的球员，让他们做工会或办公室工作，但保证一定时间的训练，这一举措使北京市邮局成了北京职工篮球的巨无霸。八一女篮也是国家女篮的主力后卫武心慈、王秀珍也成了北京邮局女队的后卫，她们一般十几分钟就能把对手打个稀里哗啦，之后的时间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由于那时看不到专业球队的比赛，职工篮球比赛也能吸引不少球迷，这些比赛多在东单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长安街和西单体育场举行，其中部分体育场还售票，票价都是一角。当时在东城区东风液压元件厂的青年技工王燕琦回忆，由于他所在工厂距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只有一箭之地，他几乎场场不落。他回忆那时一般比赛都是在夏天，坐在看台扇着扇子，再买一瓶北冰洋冰镇汽水，在灯光下看业余队的篮球比赛也是一种特殊享受。
1972年以后专业队比赛恢复，王燕琦又成了各大体育馆的常客，他对70年代的篮球运动员如数家珍。他说年轻时也有过“追星”行动，有一天他们几个小青年在大街上看见黄频捷和夫人骑车路过，十分惊喜，很想看看明星和他的妻子，于是就骑车生生追了黄频捷夫妇两站地。后来恢复高考，王燕琦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不少年轻体育记者对以前的篮球史不清楚，就来请教王燕琦，他一度被称为“中国篮球历史活字典”。年轻人对于NBA之后的中外篮球太熟悉了，王燕琦甘拜下风，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篮球史年轻人所知几乎为零，不得不请教王燕琦。
2．红火的学生和北京知青的篮球运动
“文革”之后的一两年打篮球也是北京中学生的爱好。北京五中校队的王文元回忆，“文革”初期“四三”“四四”派仗打得不可开交，几乎见面就对骂，撸胳膊挽袖子，而真正能让两派达成一致的就是五中和其他学校球队比赛时，两派都为一个目标呼喊，派系之争顿时烟消云散。那时候男孩子有点篮球技能的就不断约球，约不成就独自到各个学校的篮球场“混打”，而最红火的是东单篮球场，那时东单有四五个篮球场，在里面打球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球场能有七八拨人，一般都是5球定胜负，输的下场休息，赢的继续打，最多只能占3盘。有的队实力弱要等一个下午才能打上两次。
球场变成了“擂台”，为了自己的队强些，总有人负责招兵买马，也有人当“球探”，看见谁打得好就说服他加入自己的队。在东单体育场打球的主要是工厂的青年工人，他们下班后和礼拜天都扎在球场，而学生则不受上班限制想来就来。青年工人中有些打得有模有样，有个身材不高身体不壮的小伙儿外号“猴儿排骨”，他和猴子一样灵活，而且传球恰到好处，有他在的队打球都有了章法，一位专业队教练看了他的球技称他为“民间篮球艺人”，他就是后来北京晚报着名篮球记者孙保生。
他评论篮球所以在行，就是缘于对篮球有很深的实践。那时东单有一支二十五中学生为主的球队，这个队不仅配合好，而且其中有个主力是一只脚有残疾的，他的前后脚掌不是平的而是弯曲的，但由于球感好、投篮准还能虚晃过人三步上篮，成为当时东单一景。不少体育教师出于责任心，仍然坚持训练学生篮球队。像篮球传统学校灯市口中学的韩述仁老师、北京四中的韩茂富老师、北京汇文中学的杨鹏声等都是培养青少年的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