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先生言曾劝英国书贾丹特（Dent）于其所刊行之“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国日本之名着。（先生言丹特但愿加入日本名着，曾以书询先生，先生因劝其并列中日两国书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两册为中国重要书籍（日本三册，中国仅得两册，未免不公）。先生因问我此两册应如何分配。吾谓此两册之中，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
（一）《诗经》（吾意《诗经》当另为一册）
（二）《四书》
（三）《孝经》
第二册当为非儒家经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庄子》（内篇）
（三）《列子》（第七篇——杨朱篇）
（四）《墨子》（选）
（五）《韩非子》（选）
先生甚以为然，因问我肯编译此两册否，吾以为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许之（吾久有志于此举。前年在绮时，散仆生〔Prof.M.W.Sampson〕先生曾劝我为之。彼时以人望轻，即言之亦不得人之听，故不为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许每页得50钱，此仅足偿打字费故彼意欲令丹特于50钱一页之外，另出打字费。若能办到此一层，彼当以书告我。我诺之。（此事后来竟无所成，我甚愧对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适记。）
舟中无事，读新剧若干种，记其目如下：
（1）Oscar Wilde：“Lady Windermere’s Fan.”
（2）W.B.Yeats：“The Hour-Glass.”
（3）Lady Gregory：“The Rising of the Moon.”
（4）Hermann Sudermann：“The Vale of Cotent.”
（5）Eugène Brieux：“The Red Robe”
（6）Bj rnstjerne Bj rnson：“Beyond Human Power.”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9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里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
此次归国，叔永、杏佛、经农皆有诗送行。后经农远道自美京来别，叔永有“喜经农来，期杏佛不至”诗。杏佛三叠其韵，其第三首为《再送适之》，为最自然，因录之于此：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
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鸟满树林。
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柳亚子寄杏佛书（节录）
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鍪弧者耶？又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真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可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
７月３日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余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
百字令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
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
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
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
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
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
凭阑（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陆放翁词云：
重到故乡交旧少。
凄凉。
却恐他乡胜故乡。
此即吾“吾乡真在何处”之意。
连日与同船的俄人闲谈，知此间60余人中，无政府党凡45人，其他20人则社会党人也。以吾所观察，觉无政府党中除两三领袖之外，皆无意识之急进少年也。其中领袖如前所记之女子名Gurenvitch ［谷仁维奇］夫人者，及一老人名Rohde［罗德］者，皆似有定见有阅历之人。社会党中人数虽少，然吾所与谈者皆似稳重通达事理之人。
上所记两党人数之多寡，实系偶然，不可据此遂说俄国之无政府党多于社会党可三倍也。
７月5日下午4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决计不去东京一游，拟与慰慈上岸寄信买报。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东京友人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知吾与慰慈归国，坚邀去东京相见。两君因今日有考试，故托潘君来迎。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电车去东京，与郭俞两君相见甚欢。两君皆澄衷同学也。此外尚有戴君克谐（字蔼庐）与颂华同居。诸君邀至一中国饭馆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诸君欲我与慰慈在东京住一两日，然后以火车至长崎上船，吾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是夜9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
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此外有独秀之《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实矣。又有日本人桑原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400米突（10里约为2英里半），一为定中国“一世”为31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之一大发明也。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 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为之，当教人为之。又如《图书集成》一书，吾家亦有一部，他日当为之作一“备检。” 此外有刘半农君《我之文学改良观》，其论韵文三事：
（一）改用新韵，
（二）增多诗体，
（三）提高戏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条之细目稍多可议处。其前二条，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20余页（本期有28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
7日晨到神户，与慰慈上岸一游。
前读朝河贯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时代田产之原起》（The Origin of111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By Prof.K.Asakawa，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XX，No.1，Oct.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实，当摘记之。
（附注）“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译名，其实不甚的确。此制与吾国历史上所谓“封建”者有别。今以无适当之名，故暂用之。吾问朝河君日本学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时佃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样，其实亦不成名词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据制度”、“割据制度”，似较“封建制度”为胜。
8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美洲圣洛能司河（St.Lanrence River）中有所谓“千岛”者，舟行无数小岛之间，以风景着称于世。吾未尝见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经，亦可称亚洲之“千岛”耳。
到长崎未上岸。
10日，到上海。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非复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之节公矣。
第1行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一
提起我们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我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个人叫做钟文鳌，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的影响。他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他的职务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他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他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不满25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我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我们的欢迎。我们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可是钟先生的热心真可厌——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总照样夹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我们平时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是不应该的。有一天，我又接到了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我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就有点懊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我更觉得我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我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完事的。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了。
那一年恰好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我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我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君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我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君后来觉得一篇不够，连做了几篇长文，说吾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并且详述赞成与反对的理由。他后来是“国语罗马字”的主要制作人；这几篇主张中国拼音文字的论文是国语罗马字的历史的一种重要史料。
我的论文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补救办法。我的日记里记此文大旨如下：
（一）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
（二）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
（三）旧法之弊，盖有四端：
（1）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之文字也）。旧法不明此义，以为徒事朗诵，可得字义，此其受病之源。教死文字之法，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前谓“讲书”是也。
（2）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凡一字有二要，一为其声，一为其义：无论何种文字，皆不能同时并达此二者。字母的文字但能传声，不能达意，象形会意之文字，但可达意而不能传声，今之汉文已失象形会意指事之特长；而教者又不复知说文学。其结果遂令吾国文字既不能传声，又不能达意。
向之有一短者，今乃并失其所长。学者不独须强记字音，又须强记字义，是事倍而功半也。欲救此弊，当鼓励字源学，当以古体与今体同列教科书中；小学教科当先令童蒙习象形指事之字，次及浅易之会意字，次及浅易之形声字。中学以上皆当习字源学。
（3）吾国文本有文法。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当今鼓励文法学，列为必须之学科。
（4）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之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
我是不反对字母拼音的中国文字的，但我的历史训练（也许是一种保守性）使我感觉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完全替代文言，所以我那时想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