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余”，这也可见殷商后人不忘亡国的惨痛。三百年后，宋君偃自立为宋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也是这点亡国遗憾的死灰复燃，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殷商民族的政治的复兴，终于无望了。
但在那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好像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养成了一个“救世圣人”的预言，这种预言是亡国民族里常有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弥赛亚”（Messiah）降生救世的悬记，后来引起了耶稣领导的大运动。
这种悬记（佛书中所谓“悬记”，即预言）本来只是悬想一个未来的民族英雄起来领导那久受亡国苦痛的民众，做到那复兴民族的大事业。但年代久了，政治复兴的梦想终没有影子，于是这种预言渐渐变换了内容，政治复兴的色彩渐渐变淡了，宗教或文化复兴的意味渐渐加浓了。犹太民族的“弥赛亚”原来是一个复兴英雄，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世的教主，这是一变；一个狭义的，民族的中兴领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这一变更远大了。我们现在观察殷民族亡国后的历史，似乎他们也曾有过一个民族英雄复兴殷商的悬记，也曾有过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
我们试撇开一切旧说，来重读《商颂》的《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此诗旧说以为是祀高宗的诗。但旧说总无法解释诗中的“武丁孙子”。也不能解释那“武丁孙子”的“武王”。郑玄解作“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朱熹说：“武王，汤号，而其后世亦以自称也。言武丁孙子，今袭汤号者，其武无所不胜。”
这是谁呢？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我看此诗乃是一种预言：先述那“正域彼四方”的武汤，次预言一个“肇域彼四海”的“武丁孙子——武王”。
“大糦”旧说有二：《韩诗》说糦为“大祭”，郑玄训糦为“黍稷”，都是臆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误记《商颂·烈祖》有“大糦是承”，训黍稷；又《玄鸟》有“大糦是承”，《韩诗》训为大祭。其实《烈祖》无此句。）我以为“糦”字乃是“囏”字，即是“艰”字。
艰字籀文作，字损为糦。《周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大艰”即是大难。这个未来的“武王”能无所不胜，能用“十乘”的薄弱武力，而承担“大艰”；能从千里的邦畿而开国于四海。这就是殷民族悬想的中兴英雄。（郑玄释“十乘”为“二王后，八州之大国”，每国一乘，故为十乘！）
但世代久了，这个无所不胜的“武王”始终没有出现，宋襄公中兴殷商的梦是吹破的了。于是这个民族英雄的预言渐渐变成了一种救世圣人的预言。《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将死时，召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孟僖子死在昭公二十四年（纪元前518），其时孔子已是三十四岁了。如果这种记载是可信的，那就可见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孟僖子引臧孙纥的话，臧孙纥自己也是当时人称为“圣人”的，《左传》（囊公二十二年）说：臧武仲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臧孙纥去国出奔时，孔子只有两岁。他说的“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当然不是为孔丘说的，不过是一种泛论。但他这话也许是受了当时鲁国的殷民族中一种期待圣人出世的预言的暗示。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但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这句话的涵义是说：“我听外间传说，将要有一位达人起来，叫做孔丘。”这可见他听见了外间民众纷纷说到这个殷商后裔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或圣人；这种传说当然与臧孙纥的预言无关，但看孟僖子的口气，好像民间已有把那个三十多岁的孔丘认做符合某种悬记的话，所以他想到那位不容于鲁国的圣人臧孙纥的悬记说，“今其将在孔丘乎？”这就是说：这个预言要应在孔丘身上了。这就是说：民间已传说这个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了，臧孙纥也有过这样的话，现在要应验了。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那多数的东方殷民族之中，早已有一个“将有达者”的大预言。在这个预言的流行空气里，鲁国“圣人”臧孙纥也就有一种“圣人之后必有达者”的预言。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
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古来一句流行的预言，所以孟子很诧异这个“五百年”的预言何以至今还不灵验。但他始终深信这句五百年的悬记。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样的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上距殷武庚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泓之战在前638）正当殷亡后的第5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儿。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度。这时期，忽然殷宋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知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生于“野合”的父母，甚至于他少年时还不知道其父的坟墓，然而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的赞叹他：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微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所以当他少年时代，他已是民间人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的，纷纷的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甚至于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
我们可以说，孔子壮年时，已被一般人认作那个应运而生的圣人了。这个假设可以解决《论语》里许多费解的谈话。如云：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如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三段说话，我们平时都感觉难懂。但若如上文所说，孔子壮年以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这些话就都不难懂了。因为古来久有那个五百年必有圣者兴的悬记，因为孔子生当殷亡之后五百余年，因为他出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嫡系，因为他那出类拔萃的天才与学力早年就得民众的崇敬，就被人期许为那将兴的达者，——因为这些原故，孔子自己也就不能避免一种自许自任的心理。他是不满意于眼前社会政治的现状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他是很有自信力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他对于整个的人类是有无限同情心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所以他也不能不高自期许，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他有了这样大的自信心，他觉得一切阻力都是不足畏惧的了：“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他虽不能上应殷商民族歌颂里那个“肇域彼四海”的“武王”，难道不能做一个中兴文化的“文王”吗！
凤鸟与河图的失望，更可以证明那个古来悬记的存在。那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传说当然不会是那样干净简单的，当然还带着许多幼稚的民族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正是他的祖宗的“感生帝”的传说。凤鸟之至，河之出图，麒麟之来，大概都是那个五百年应运圣人的预言的一部分。民众当然深信这些；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也不能完全脱离一个时代的民族信仰。他到了晚年，也就不免有时起这样的怀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春秋》绝笔于获麟”，这个传说，也应该作同样的解释。《公羊传》说：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史记》节取《左传》与《公羊传》，作这样的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
孔子的谈话里时时显出他确有点相信他是受命于天的。“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也”，“天丧予”，“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此等地方，若依宋儒“天即理也”的说法，无论如何讲不通。若用民俗学的常识来看此等话语，一切就都好懂了。《檀弓》记孔子将死的一段，也应该如此看法：孔子蚤作。
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盖寝疾七日而殁。
看他将死之前，明知道那“天下宗予”的梦想已不能实现了，他还自比于泰山、梁木。在那“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的慨叹里，我们还可以听见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代悬记的尾声，还可以听见一位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的最后绝望的叹声。同时，在这一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同时人，他的弟子，和后世的人对他的敬仰的一个来源。《论语》记那个仪封人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丧是失位，是不得意）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论语》又记一件很可玩味的故事：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是孟僖子的儿子，是孔子的侄女婿。他问这话，隐隐的表示他对于某方面的一种想望。孔子虽不便答他，却很明白他的意思了。
再看《论语》记子贡替孔子辩护的话：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这是当时的人对他的崇敬。一百多年后，孟子追述宰我、子贡、有若赞颂孔子的话，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孟子自己也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后来所谓“素王”之说，在这些话里都可以寻出一些渊源线索。孔子自己也曾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就是一个无冠帝王的气象。他自己担负起文王以来五百年的中兴重担子来了，他的弟子也期望他像“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说他“贤于尧、舜远矣”，说他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这当然是一个“素王”了。
孔子是一个热心想做一番功业的人，本来不甘心做一个“素王”的。我们看他议论管仲的话：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