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说：“记得大约是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天气较暖和的一个深夜，陈赓经营救出狱后曾来细柳巷与顾见过一面。他俩在楼上孩子们住的后半间屋里会面，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的准确性是值得商榷的。一是陈赓从南京国民党监牢中被释放，是蒋介石在以湖南籍为主的黄埔一期同学极力要求下，以及迫于宋庆龄等人的压力勉强同意的，侥幸成分很大。陈赓出狱后巴不得马上离开南京脱离虎口，陈赓敢在南京逗留，与顾顺章会面谈话吗？二是顾顺章是中共最凶恶的叛徒，陈赓值得冒险与他见面吗？三是时间也不准确。陈赓对被国民党关押的时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狱凡四阅月。”即1933年3月24日至当年7月底。释放时为7月底，已是盛夏。因此，所谓“春末夏初”之说不实。
顾顺章还参加过对丁玲的劝降。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史济美）带领特务和叛徒数名乘4223号汽车到彼亚斯路，尔后步行到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4楼丁玲住处，将“左联”党团书记、作家丁玲和中共上海文委书记潘梓年逮捕。
丁玲，1904年生，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写作基础，树立了革命的信念。她从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其处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揭露了旧中国黑暗的现实。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其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于龙华使她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在潘汉年、冯雪峰的引导下，她于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丁玲被押解到南京后，被国民党安置于新都大旅社软禁起来。像对待陈赓一样，国民党也多次派人劝降丁玲，均碰了钉子，后由顾顺章出马劝降。以下是丁玲记叙顾顺章对她劝降的经过：
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看守忽然拿进几样礼物，什么水果点心之类的，说：“这是后边王先生送给你们的。等一会他要来看你们。”王先生？记得刚来这里时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见我，后来却又不提了。那时我也没在意，以为反正是随便编的一句鬼话，管他什么王先生、张先生！现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礼物，然后再来看我，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呢？他要来干什么呢？
一会，看守领进来-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这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来这里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在廿多年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也未多说，随便地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共产党的大叛徒、国民党的大特务！关于他的事，我过去听到过一些，新闻纸上也为他大吹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我这么单纯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大坏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这群看守、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他的党羽、部下，他现在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对我决不会善罢甘休。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哪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来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
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惊心的。但我对顾顺章说：“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我对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压根不听！”他只得说：“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我过去听说过，有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抓去我们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
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只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杀我，关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频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
那么，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么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丁玲不为顾顺章的假仁假义所迷惑和欺骗，她心里有一盏明灯始终照耀着，那就是能早日逃出国民党的魔窟，回到中共的怀抱。三年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共组织营救下，逃出南京，辗转到了陕北，找到了中共中央。
为国民党献策对付中共
顾顺章除了帮助国民党劝降被捕的中共人士之外，还为国民党出谋献策，对付中共。
顾顺章对徐恩曾等人说：过去国民党抓住共产党不是杀就是关，须知对共产党员来说，残酷的镇压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要想消灭共产党，应该攻心为上，用共产党来制伏共产党。对抓到的共产党员不要一律枪毙，而要实行自首政策，软硬兼施，引诱他们自首，这样就能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其办法是规劝被捕的共产党员叛党投敌，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有的又派回共产党的组织中当奸细。
顾顺章这一献策的要害不在前部分，而在后部分。
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张文回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对于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采取“非叛即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白色恐怖政策。后来感到共产党员愈来愈多，无法斩尽杀绝，而且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几乎完全不了解，无法达到扩大破坏的目的。有鉴于此，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几次密议，决定改变办法，采用更加阴险恶毒的手法，制造所谓“自首自新办法”，采取“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首先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流域几省设立“反省院”，相互配合，对于被其逮捕关押的革命人士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着重进行劝降诱降的罪恶活动，利用叛徒，扩大破坏。
以上这招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它只是“拉出来”的外部攻击，远远不能达到彻底摧毁中共组织的目的。顾顺章为国民党出的这招，要害在于“打进去”，他把秘密自首的叛徒派回中共组织里当奸细，中共组织一时不能识破奸细的真面目，仍然给予信任和重用，结果是把中共组织的全部秘密都暴露给了国民党。
顾顺章出的这招果然灵验。国民党采纳了他的计策，扩大推行自首政策。中共或其他革命组织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和贪生怕死之徒响应了国民党的自首政策，被拉过去，成为可耻的叛徒。这些人又被国民党用各种方式重新打入中共或其他革命组织内部充当内奸，逐步控制革命组织的活动，使中共或其他革命组织的秘密机关不断遭到破坏，给中共和其他革命组织（如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就中共而言，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自1931年至1935年之间所遭到的损失非常严重，1933年春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尔后中共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以致到了1935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究其原因，除了中共“左”倾错误的领导外，与顾顺章为国民党出的这招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顾顺章上述这一招，国民党特务也很“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