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急赴上海报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武汉国民党何成浚、蔡孟坚发出的电报到达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时，正是1931年4月25日晚，恰巧这天正是周六，徐恩曾已去上海度周末了。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成为徐恩曾助手的钱壮飞看到有“亲译”字样的电报，就马上意识到这是最核心的机密，关系重大。他拆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震动很大。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心急如焚地唤来了作为他与李克农的联系人、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女婿刘杞夫，命令他与女儿钱椒火速离宁赴沪报信。随后，钱壮飞借机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但没找到。他急中生智，拿起刀子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中间划了一道裂缝，暗示已经“破裂”、“出事了”。回来后，从容地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并处理好相关事务。
共产党人是好样的，在生死关头，在与敌人分道扬镳之前，“政治影响”这根弦绷得很紧。为了不让敌人抓住任何攻击、造谣、污蔑共产党人诸如贪污、账目不清的把柄，在危急关头还注意处理好这些在一些人看起来大事临头属于“小节”的问题。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把密电交给刚返宁的徐恩曾，随即离开，乘火车赶回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城，找了一家邮局，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潮”是钱壮飞的别名）。
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当时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他得到钱壮飞的通知后，马不停蹄，当天深夜在一家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不太显眼简陋的旅馆中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极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刘杞夫连连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他停顿一下，深呼吸后吐了口气，叹息一声，才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向李克农报告。
李克农马上想到要通知陈赓。不巧得很，那天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如何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呢？
责任心驱使，李克农眉宇紧锁，想尽办法，颇费周折，才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联络员找到刘鼎，转由刘鼎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带着李克农找到了周恩来，汇报这一重大情报。周恩来震惊了，向忠发惊呆了，整个中共中央震动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中央毕竟及时地获悉顾顺章叛变，能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应变措施。假如没有钱壮飞和李克农的联手，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一重大事变，中共中央上海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物，如周恩来、王明、博古、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等将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将要改写。
要不要让刘杞夫仍旧回南京呢？李克农心里没谱。从感情上讲，他是不想让刘回去的。但是，钱壮飞26日上午来电要刘杞夫夫妇重回南京探听消息。刘杞夫临走时，李克农紧握着他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啊！”
刘杞夫夫妇于4月26日从上海起程回南京。据刘杞夫的妻子钱椒在1956年3月13日填写的《干部自传》中称：“到南京不到半小时，我们夫妇两人就被捕了，关在南京警备司令部。”钱壮飞离开南京前，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亲属，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出来。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相互争宠，相互攻讦，互相倾轧，矛盾尖锐。就逮捕顾顺章一事来说，顾一押解到南京，就被陈立夫“C.C”派设计把对他们来说是“立有大功”的蔡孟坚隔离起来，“C．C”派企图釜底抽薪，抢占蔡孟坚的功劳。顾顺章也被他们控制起来，与外界隔绝。徐恩曾害怕他的不良行为一旦公开，一定会引起蒋介石对他的恼怒和不满，那对他的仕途是非常不利的，因而他投鼠忌器，才未敢加害于刘杞夫夫妇。对钱壮飞在上海的家属，徐恩曾也嘱咐他的手下要留情：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住在上海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路新兴路新兴顺里4号。李克农已通知张振华要随时警惕，有所准备。4月28日，国民党开始在上海大搜捕，曾开了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到钱壮飞家搜捕，张振华机智躲开，家里只剩钱壮飞的母亲。警宪、特务找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她说：钱先生已回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特务不敢对老太太怎么样，只好空手离开钱家。
刘杞夫夫妇后来如何呢？钱椒后来曾回忆：我们被关了三个多月，释放后就回到上海母亲家里。当时党组织派同志与我们联系，告知父亲已离开上海。嘱我们暂回湖南乡下居住，并给了我们40元路费。我们夫妇俩回湖南后，刘杞夫就在湖南宁乡、桃源、芷江、辰溪等地从事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因病去世。解放初，钱带领子女来到上海，与母亲居住。钱椒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直到1971年退休。后因患癌症，于1977年11月13日病故。
周恩来采取五项紧急措施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已是4月26日。打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算起，周恩来从事革命12年，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变故，不少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自己也有过一次被捕两次被扣押的经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6年“三二○”事变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扣押）。但是，使他感到最震惊和痛心的莫过于这一次。顾顺章与他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密切，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生活浪漫点，但精明能干，身手不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脚，他功不可没；顾顺章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奥秘，一旦叛变危害甚大，可谓灭顶之灾。
周恩来马上意识到第一个受危害的肯定是仍关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恽代英，不由顿足痛惜地喊道：“代英完了，代英完了。”因为他很敬佩恽代英的人格和才华，他同恽代英的个人感情也很深。在抗战时期，每当他与周围的人一提起恽代英，他总是十分惋惜地说：“代英的死，对我们的党损失太大了。假如代英不死，还会给党做出很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并授命陈云协助。
陈云，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贫寒农家，1919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刻苦自修，勤奋学习。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8月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国民党通缉，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二大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特科书记。
授命参与协助领导这场生死斗争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原名赵容）。
中央决定，陈云顶替顾顺章在中共特科中的角色。他受命于中共危难之中。
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之下，中共特科马上全部出动，协助中央采取如下应变措施：
第一，销毁中共大量机密文件，尽可能在国民党大搜捕时让他们一无所获，或使党的机密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办公地点。同时，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并采取相应严密的保卫措施。中共中央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位于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安全，1927年冬至1928年初，中共中央常委会都在这里召开，中共领导人的碰头会也常在这里。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忍痛割爱，放弃这个很好的秘密机关。特科办事效率非常高，当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机关和有关领导人安全转移。
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瞿秋白、李维汉、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等人。他们当中的住处有被顾顺章知道的，也在当天或第二天统统安全转移。
周恩来将自己的住处转移到小沙渡路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向忠发辞掉女佣，搬到新住处，不久即被他原来的女佣跟踪上了，他不得不转移到四川北路周恩来住处隐蔽起来。
瞿秋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曾与王明教条宗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时，也没有重用王明。因此得罪了王明，与王结下了怨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强迫正在生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要他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瞿秋白的身心已经受到很大摧残，肺病严重，也不愿再激化党内争论，被迫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承认自己在负责中共代表团期间在处理中山大学内部斗争问题上犯了错误，支持了反对王明等人的李剑如等；回国后的表现更是错误严重，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保证今后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王明还不罢休，除了政治上的斗争，生活上也对瞿秋白实行迫害。他减发了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给十六七元。这点钱在上海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甭说抓药治病了。
瞿秋白接到警报是通过邮差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其时，瞿秋白、杨之华，茅盾、孔德沚两对夫妇和王一知正在吃晚餐。他们赶紧收拾，各奔东西。瞿秋白躲到静安寺路庆余里1号茅盾家里。杨之华暂时住进她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认识的一个朋友家里过了一夜，她怕连累朋友，第二天才离开，到茅盾家找瞿秋白。
王明躲避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也曾经到尼姑庵隐藏了一段时间，他还调遣了“红队”队员去保护自己。王明在恐惧中文才不减，还写了一首小诗纪念。诗曰：“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据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见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0元现洋抓他。他坐在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外避风。他和我们在小餐馆吃饭，我看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第四，将一切可以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从安全和生活上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置。国民党也知道钱壮飞在上海，到处缉拿他，国民党特务认识他的人又多，他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更谈不上出去活动了。1931年8月间，他与李克农、胡底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