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表现早有端倪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
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四是生活浪漫。
杨之华，又名杨音、杨艺华，曾用名文严，化名杜宁，浙江萧山人，1900年1月生，是瞿秋白的妻子。她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与顾顺章同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杨曾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从武汉迁回上海到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之前这段时间里，杨之华与顾顺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共事，因此她对顾顺章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张国焘对顾顺章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顺章的精明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确实有。顾顺章以他这些特点，在加入中共至叛变中共之前，的确为中共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能稳步站脚这一点，就有他的功劳。但是，顾顺章在为中共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齐，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
顾顺章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招兵买马。顾顺章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进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如只听顾顺章的话，其他领导人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殴，外部扰民等。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了这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马上整改。虽然顾顺章也做了一些改正，把不良行为明显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中共中央回迁上海后，特科“红队”重组，顾顺章利用共产党大量用人之机，利用职权，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造成队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
队伍不纯必然会做出违背中共的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事来。1928年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仲丹。这事惹出了乱子，造成了严重后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削弱了“红队”的战斗力量。
顾顺章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的帮会哥们顾竹轩打架。
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顺章的“哥们”。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顾竹轩找到顾顺章，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路，请求顾顺章帮忙。顾顺章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中共的武装队伍和中共中央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的规定。私自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顾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一味蛮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中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共制定了镇压叛徒的政策。但是，这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击，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共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
顾顺章对中共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共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
顾顺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危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这种做法，虽然一时震慑了叛徒特务，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共的反感，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
有一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怎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股脑儿捉完了，无异于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将生财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他们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但顾顺章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地劝说顾顺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顺章还是决定要干。陈赓没有办法，只好搬出准备出国的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顾顺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行动终于放弃了。
居功自傲
顾顺章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容易居功自傲。
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顾顺章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他的缺点、毛病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怖威慑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人员甚至是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这使他开始居功自傲起来。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揽过来，归为己有。他把中共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为自己的努力和自己有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行，目中无人。
生活腐化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可是，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却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9000余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
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共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中共中央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中共中央后勤部门给罗亦农租的两处房子都是比较好的。第一处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这幢房子租好后，罗亦农的行李搬进去，人还没有住进去，就发生了失窃，中共中央担心安全出问题，决定放弃。第二处是“新闸路麦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
特科人员黄慕兰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为了使她的生活条件与她表面的社会身份相符，她在《自传》介绍：中共“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时为中共特科交通科的负责人吴德峰的妻子）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
但顾顺章住进石库存门房子，性质却不同。他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公馆”，不允许中共的其他同志住进这里。而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岳先、秦少智编着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轮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顾顺章生活腐化，挪用中共有限经费于挥霍，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中共重要人物对此是有同感的。
杨之华认为顾顺章生活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
盛忠亮认为顾顺章“背着周恩来过着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丑名远扬”。
项英在肯定特科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多次采访过陈赓的穆欣先生说：顾顺章“家里只有陈赓同志能去。陈赓同志去过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
与顾顺章在特科相处了三个月的聂荣臻认为：“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
留苏回国后因加入托派而被开除出中共的王凡西对顾顺章的印象是：这个人流氓气极重。
张国焘回忆：“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指1931年春，张国焘从苏联回国——笔者注），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张国焘所说的“海派气味”其实是“白相人”（上海解放前对帮会、流氓分子的俗称）的另一种婉转的说法。也许是张国焘后来也成为中共叛徒，惺惺惜惺惺或同病相怜，他对顾顺章的印象总体是好的。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顾顺章却是个“宿命论”者。他毫无顾忌地告诉陈赓：他曾找过“星相家”看相算命，“星相家”说他两眼明亮炯炯有神，高鼻梁，身板结实等都是“福相”的特征，将来会发迹，当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