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罗亦农
顾顺章不仅负责特科的全面工作，又亲临一线参加特科许多重要行动。大多数行动非常漂亮，干净利索。
以顾顺章营救罗亦农及处理善后、处置叛徒为例。
1928年4月中旬，一件震动中共中央，给中共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事件在上海发生：罗亦农被叛徒出卖并惨遭杀害。
1928年4月14日晚，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李维汉借着朦胧夜色，若无其事来到上海静安寺愚园路享昌里，叩开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大门。刚从两湖巡视回来无家可住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暂时寄居这里。李维汉向罗亦农报告，最近从外省来了两位代表，其中一位是从山东来的，要与中央领导接头和汇报工作。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02年5月18日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罗子厚当过团总，管过公堂，后经商。也许是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罗亦农少年时代的经历类似于毛泽东，崇敬那些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同情劳苦群众，痛恨社会不平。他看到乃父为人刻薄，锱铢必较，便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他业成家。”对乃父进行讽谏。五四运动后，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然离家，奔向向往已久的上海，一边求学，一边探索真理。他很敬佩陈独秀，陈独秀也喜欢这个热情好学的青年，鼓励和支持他上进。1921年春，罗亦农与刘少奇、彭述之、萧劲光等赴俄国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回国，4月中旬被中共中央派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同年12月，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相继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领导鄂南暴动。同年11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同年12月底，从武汉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罗亦农在上海名声很高，影响很大，国民党右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一直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以万元巨款悬赏追捕。所以，特务、暗探、叛徒、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他的踪迹，但他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勇敢机智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继续不辞劳苦地奔波着。4月上旬，他从两湖出巡回来，又开始频繁地接待各地来沪汇报和请示工作的中共地方负责人。
此次听了李维汉的汇报，二人商定：第二天由罗亦农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中福里1239号中共中央机关接待山东省委代表；由李维汉去哈同花园南边成都路机关，与另一个省的代表接头。
中福里1239号是一幢两层高的房子，整幢楼被中共中央租了下来。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经常在此召开常委会，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就住在楼上，楼下住着何家兴夫妇。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另一位常委苏兆征也住在附近。
4月15日晚，李维汉到罗亦农的住处汇报接头的情况，在那里等了很久。但罗亦农没有回来，李维汉心里暗暗叫苦，估计罗亦农凶多吉少。
第二天，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狂叫。李维汉的担忧证实了。
中共中央震动了，刚从香港、广东巡视和调查回来的周恩来指令顾顺章：必须尽快查出罗亦农被捕的内幕，以便制定相应的营救对策。
顾顺章通过特科安插在英国巡捕房的内线，很快就调查到出卖罗亦农的，是个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的年轻女人。显而易见，这个女人就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的老婆贺稚华，亦名贺芝华或何芝华。
贺稚华是四川人，和何家兴都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回国时，正值1927年春夏之交，他们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分配在“红都”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贺稚华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态度使主持总政治部的邓演达、章伯钧等人看不惯，后来变得对她极为反感。
邓演达是国民党内坚定的左派，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个生活严谨、工作积极、政治信念极其坚定的人，他对政工人员要求特严，容不得政工人员有浪漫消极的作风。据张国焘回忆：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就怀疑贺稚华的忠诚，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也许碍于国共合作的情面，邓演达手下留情，没走极端。
大革命失败后，何家兴任罗亦农的秘书。贺稚华成为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八个委员之一，她出生于1903年，年小于1900年出生的蔡畅、杨之华和大她几个月的李文宜，排行第四，称为四姐。
何家兴夫妇随中共中央到了上海，这里与以前的武汉环境大不一样。但是，何家兴夫妇原性不改，仍迷恋于国外的浪漫生活方式，穿着讲究时髦，经常出入酒馆、舞厅，不断地“潇洒走一回”，并且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有时晚上外出很迟才归。为此，他们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的批评，因此他们忌恨罗亦农。当时，中共上海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钱，俭朴一点，日常开销绰绰有余，但像何家兴夫妇这样生活，则远远不够。国民党抓获罗亦农的万元奖赏，对贪图享乐、革命意志薄弱者是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何、贺二人为了钱财，为了过不受约束的奢侈生活，便不惜出卖培养他们的党和朝夕相处的同志。
贺稚华在舞厅里认识了英捕头洛克。漂亮东方女性和金发碧眼的英俊英国小伙子相互吸引，若明若暗地在舞池里搂搂抱抱，很快就搭上了关系。贺稚华曾对英国捕头说，她手中有350多个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英捕房搜捕中共党人和其他反蒋分子，一方面是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金钱财物的驱使。贺稚华手里有那么多“货真价实的商品”，洛克很感兴趣。
经过反复秘商，英捕房以5万美元和一对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何、贺夫妇出卖他们所知道的中共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他们第一个出卖的对象，是他们最忌恨的罗亦农。
4月15日上午10时，上海街头淫雨霏霏。何、贺夫妇看到罗亦农来到戈登路中共中央工作机关后，悄悄地叫奶妈给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的值班华捕送去一张便条，告知罗亦农已到。当罗亦农正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当时化名“老山东”）接谈工作时，英捕头洛克带领中英捕探数名将罗抓获。洛克用德语和贺稚华交谈，接过贺稚华送给他的一枚戒指后，就用手枪对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罗亦农心中明白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能早点离开了此地，山东来的同志就少一分危险。于是，他神态自若地向门外走去。洛克抓了罗亦农就离开了。令人奇怪的是，在场的其他人员均未被捕，放置在抽屉中的中共的文件也未被抄走。
罗亦农被捕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命令特科立即组织营救。周恩来与顾顺章商议，先是决定以4万元的巨款买通英捕房，争取释放。以后考虑到由于叛徒告密，罗亦农的身份业已暴露，公开营救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反而会弄得人财两空。因此，决定改用武装抢救的方案，计划花2万元作为经费，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扮作死者的家属，披麻戴孝随伪装成送葬的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到由英捕房押解罗亦农往龙华看守所的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中取出武器，袭击英捕，把罗亦农抢回来。计划的关键是要弄清引渡的确切时间。
鉴于贺稚华与洛克有不寻常关系，顾顺章找到罗的妻子李文宜，要她找何家兴夫妇，了解引渡的具体时间。聪明的顾顺章暂时不告诉李文宜出卖她丈夫的是何家兴夫妇，担心李文宜控制不了感情。
李文宜遵照顾顺章的交代到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处，等了好几个钟头，才看到贺稚华从外面回来。贺稚华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长袖丝绒布拉吉（连衣裙），披着一条粉红色的纱披肩，打扮得格外妖艳。她看到李文宜贸然来访，像外国人那样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不等李文宜开口，就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哭。接着假装亲热地把李文宜拉到床上，小声咬着耳朵说：他们是秘密搬的家，不能让人知道戈登路那边的事。随后又讲了罗亦农被捕时的情况，讲得眉飞色舞，表功说幸亏靠她，才保护了来接头的山东省委代表和党的文件。李文宜求她说：“你认识洛克，和他说过话，又送过钻戒给他，能不能去了解一下亦农到底什么时候引渡？”贺稚华不表态，李文宜目的落空，失望而回。
救夫心切，第三天上午9时多，李文宜又去找贺稚华。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直到看见李文宜去了才懒洋洋地起来。李文宜问她是否有消息，贺稚华装着很失望地说：“搞不清，人家不告诉我们。”
派李文宜通过贺稚华探听引渡罗亦农的做法，是顾顺章的一个失策，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反而使对方警惕起来。4月18日，罗亦农被引渡时，租界巡捕和国民党双方都加强了警卫力量，以防中共路上劫救，又改变押送路线，中共武装营救的计划落空了。
罗亦农被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陆军监狱署里。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被捕前，他多次向大家讲述过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后牺牲的上海码头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陶静轩的英雄事迹。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得有骨气。”1927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罗亦农从武汉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沪前夕，写信给当时在长沙工作的王一飞说：“今日我动身去沪，吉凶未卜，但君命急召，加以此次之行程关系甚大”，因而决定“冒险而去”。
关于罗亦农在狱中的情况，现在已无文字资料可查。据当时先于他被捕、关押在那里的张维桢于1980年1月25日回忆说：
罗亦农被捕后，关押在我们牢房的后面一排，我们这个案子一共二十多人，包括郑覆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那次是三个机关：浦东区委、江苏省委组织部和上海总工会同时被破坏，是唐瑞林告的密……我们被捕后，罗亦农和顾顺章组织营救我们。当时，我们和外面有联系，情况都清楚。正在营救过程中，罗亦农被捕了，对我们的营救也就中断了。罗亦农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所以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站窗口旁边来听。他要我们赶快写信到外面去，告诉组织他被捕了，设法营救等。这是他的原话，我印象很深。其实敌人已知道他是罗亦农，怎么营救得了呢？就是花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呀！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赶快写信告诉了外边。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刚上任，就捕获了“共产首要”，而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与他在广州有过接触的罗亦农，不知如何处置。他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布置军法处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但连续审问三次，却未能得到半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第一次下野又复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率军北伐，他所率部队抵鲁南时，遭到日军出兵山东干涉北伐之事，被搞得手忙脚乱，无暇他顾。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走一人，这是他当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尽管他与罗亦农是老相识，几年前他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还受到罗亦农的热情接待，1925年在广州还与罗合作开展国民革命，仍于4月20日电令钱大钧将罗亦农“就地处决”。
1928年4月21日下午2时，天地变色，凄惨黯淡，山河减光。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整齐，神态自若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他留下遗书两封：一封给妻子李文宜，要她“学我之所学，以慰我”；一封给中共中央：“勉励在外同志继续奋斗”。
4月22日早晨，顾顺章机警地找到罗亦农夫人李文宜的寓所，敲门叫醒李文宜。李文宜，又名李哲时，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1927年夏天在武汉与罗亦农结婚，到上海后与罗亦农聚少离多，为了逃避危险，在罗被捕前还分开居住。
丈夫遭受不幸，被捕入狱，生死未卜。一星期来，李文宜牵挂着丈夫，祈求他能平安无事，早日出狱。她焦思苦虑而失眠，加上妊娠期不适，整个人一下子憔悴了许多。顾顺章低声地告诉她：“快到龙华去，在有条马路上面有文治大学四个字的地方，你去看看电线杆上贴的什么字。”
顾顺章不敢将罗亦农被害的噩耗马上直接告诉李文宜，他们新婚宴尔，担心她会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经不起这重大的打击。其实，在罗亦农被害后，顾顺章已命令特一科将罗亦农收殓埋葬了。
李文宜叫了出租汽车，往龙华方向驶去。快到龙华时，看到文治大学四块方形铁牌，一字一块悬在一条马路口上方一根横的铁丝上，她就下车找到电线杆。只见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写着：“奉蒋主席令……共党要犯罗亦农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4月21日。”李文宜看着，眼前忽然一片空白，整个身子战栗着，双腿好像不听使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