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城市可以无视全球范围内气候恶化和资源环境约束收紧的事实，继续延续工业文明框架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模式。对于发展中的绝大部分中国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在解决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质量的问题，是在正视和尊重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前提下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进而寻求城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是在城市发展模式上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评价低碳城市建设，对过程的考量远比对结果的评价重要。因此，在构架低碳城市评估体系的指导思想上，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为中心，以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为重点，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可操作的标杆。
3.3.2空间尺度
城市或者城镇（urbanplaces）是相对于乡村（Rural area）而言的一种相对永久性的大型居民点。具体到空间，无非有三种地域概念：一是城市的实体地域（physical area），即城市的建成区，在美国为urbanized area，这是反映城市基本特征并区别于乡村的地域概念；二是城市的行政地域（administrativearea），即市政府行政管辖的地域，在西方即city proper；三是城市的功能地域（functional area），即城市日常人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国际上通称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周一星，2006）。国际上对低碳城市研究的空间尺度一般分家庭-企业、社区-园区、城市层面、大都市区/城市群四个层次。其中，城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实体区域，是构成全球碳循环的基本单元；城市群被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高级空间组织，也是综合控制管理城市碳排放的高级单元。
但在中国，既没有城市实体地域概念的科学界定标准、相应的统计标准和相应的统计资料，也没有城市功能地域概念的科学界定标准和相应的统计，相应的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化率及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统计数据十分混乱（周一星，2006）。相对而言，行政区的城市是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组织低碳发展、实现减排目标的基本单元。以行政地域的城市为单元进行低碳城市评价，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空间范围准确，统计资料易得，管理主体明确，而且除极个别大城市以外，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行政区域概念上的城市为单元进行低碳城市及其评价的研究，有利于从动态上把握城市低碳发展的规律。
3.3.3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
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关联性。本指标体系所选择的每个指标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近似地反映低碳城市建设的某一方面的某些基本特征，或者说，每个指标只能从某一特定角度反映城市竞争力的程度。
第二，可度量性。所选择的指标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能够实际取得数据。有些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缺乏数据来源，或虽能取得数据，但可信程度较低，这样的指标宁可暂缺，以尽量避免主观判断代替客观度量。数据主要来自各类不同的统计指标，在缺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使用调查数据，个别情况辅之以专家评估。
第三，可比性。从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自行选择指标尽可能突出城市转型时期的特点，使指标设置既符合城市间的可代表性和通用性，又要体现城市向低碳发展转型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使指标具有相对可比性，从而提高指标体系的使用范围。
第四，导向性。所选择指标既要从城市的现实出发，考虑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又要从城市的发展趋势出发，考虑指标的先进性，力求使每个设置指标都能够反映城市低碳发展的本质特征、时代特点和未来取向。
第五，层次性。由于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合体。
因此，指标的设置必须按照其层次的高低和作用的大小不断细分。
3.3.4关键因素与评估指标
城市的低碳发展过程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是一个按照生态文明理念对城市发展资源优化重组、价值链再造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发展的知识性”（姜春云，2008）等特点，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找到衡量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环节和因素。
从经济领域看，经济总量体现城市的产业集聚程度和城市在区域的经济功能，是人民生活质量及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也是城市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跃升的基础。经济结构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Duchin F，1998）。从资源需求的角度看，第二产业所需的能源资源较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需求相对较少，产业结构越高级，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越小；从资源转化效率看，产业技术水平与资源转化效率正相关，与资源消费强度负相关，技术水平越高，产出效率越高，资源消费越少。城市经济的低碳发展还与城市的环境政策有关，环境要求越高，政策力度越大，企业发展低碳技术、运用低碳能源和提高资源效率的动力越大。我们选取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研发投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GDP能耗和低碳产业政策完善度六个指标来衡量城市经济的低碳发展水平。
从社会领域看，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形态，低碳城市提供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在现实中要想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需要有一定社会发展水平的支撑。当在城市生活的大多数人把追求的目标和关注的重点由基本生存转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时候，低碳城市建设就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社会进步既是低碳城市追求的目标，也是表征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选取城市化率、城乡收入比、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万人医师数、信息化指数、低碳宣传教育普及度等指标来衡量低碳城市建设的社会支撑能力。
从资源禀赋看，由于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频繁流动，真正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起支撑作用的资源要素是土地。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土地使用模式，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是人口、城市功能及生产要素适度集聚和生态基础设施完善配套的有机统一，是土地对人的价值和对自然的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是碳源与碳汇的平衡协调。我们选取土地开发强度、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生态文明指数和碳税政策完善度等指标来衡量低碳城市建设的资源承载能力。
从环境建设看，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最终体现在消费模式上。一个城市的社会消费模式取决于消费资料的获取能力、提供方式和政策引导。消费资料的获取能力与收入及收入预期有关，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但享受性消费并不一定意味着浪费型的生活方式。消费资料的提供方式与城市基础设施有关，功能完善的集约性、共享性基础设施有助于节约型消费模式的形成。低碳城市的消费模式是集约、节约、环保、文明的消费模式。政府可以通过规划紧凑型的城市布局、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及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等政策手段来抑制浪费型消费，降低消费领域的能源需求。
我们选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用水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万人公共汽车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和公众低碳生活参与度等指标来衡量消费领域的低碳发展水平。
从生活质量看，在物质上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以后，不同文明时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内涵的理解和关注的重点有本质的区别。生态文明时代，一个城市在提供满足城市正常运转的设施、环境、技术和服务的时候，既要考虑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要考虑满足自然生态系统完成物质能量循环的需要，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提高生活质量。我们采用恩格尔系数、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空气质量、节能建筑开发比重和幸福指数六项指标来考量低碳城市的生活质量。
3.3.5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
由低碳城市关键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拟将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分为两级，其中一级指标有5个，包括：经济支撑、社会进步、资源承载、环境保护、生活质量。每个一级指标包含6个二级指标，这其中又分为5个客观评价指标和1个导向性指标。本研究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框架以及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设计来分析和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水平情况。
（1）权重的确定。权重表示在评价过程中，被评价对象不同侧面的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事实上，没有重点的评价就不算是客观的评价。权重值的确定直接影响综合评估的结果，权重值的变动可能引起被评估对象优劣顺序的改变。所以，合理地确定综合评估各主要因素指标的权重，是进行综合评估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2）指数的计算。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最终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指数。基本思路是根据每个评价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来计算单个指标指数（即无量纲化），指数一般分布在0和1之间，再根据每个指标的权重最终合成综合指数。此种方法测算的指数不仅横向可比，而且纵向可比；不仅可以比较各城市间低碳发展水平相对位次，而且也可以考察每个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变化的历史进程。
（3）指标体系的应用。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确定之后，对这些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综合集成的指数就是被评估城市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指数。笔者认为，就目前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发展情况来看，为低碳城市设立一个终极的量化标准，还不具备条件。对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制定低碳发展方略提供根据。对全国主要城市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排名和单项指标排名，有利于各城市找到发展差距和制约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矛盾，找准低碳城市建设的切入点，科学制定低碳城市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