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香烟始升：萌发于先秦
传统文化的许多部类都可溯至先秦，香的历史则更为久远，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以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多年之前，人们已经用燃烧柴木与其它祭品的方法祭祀天地诸神。到春秋战国时，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和馨香”（《毛诗类释》）。在生活用香方面，品类丰富的芳香植物已用于香身、薰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熏烧、佩带、香汤沐浴、饮服等用法。此外，以先秦儒家“养性论”为代表的“香气养性”观念已初步形成，为后世香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西汉生活用香的跃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远古的香烟
考古发现，在6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以及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祭坛都发现了燃烧柴木及烧燎祭品的“燎祭”遗存。距今6000-5000年前祭坛规模更大，燎祭遗存更多，可见于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从东山嘴到牛河梁的数十公里之内绵延分布有大型石砌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等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位于山梁上的东山嘴祭坛发现了大片红烧土、数十厘米厚的灰土、动物烧骨等燎祭遗存物。可能这即是“取萧祭脂以和馨香”的前奏。
第一炉香：5000年前的薰炉
从直觉上说，薰炉似乎不应属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可令人惊叹的是，考古发现表明，四五千年前的先民们的确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奢侈品”了。
红山文化晚期遗址曾出土一件之字纹灰陶薰炉炉盖（距今5000多年）。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蒙古包形灰陶薰炉：夹细砂灰陶，高17厘米，腹径14厘米，顶部开圆孔，炉身遍布圆形、椭圆形、半月形等形状的镂孔。上海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竹节纹灰陶薰炉：高11厘米，口径9.9厘米，呈笠形，斜直腹，矮圈足，腹外壁饰有6圈竹节形凸棱纹，炉盖捉手四周有18个镂孔。距今都已4000多年。这几件薰炉真实的记录了国人生活用香祡的历史。
商：柴祭、燎祭、香酒
殷商甲骨文已有“祡（柴）”、“燎”、“香”等字。
“祡”字，形如“在祭台前手持燃烧的柴木”，指“手持燃木的祭礼”，堪为祭祀用香的一个形象注解。“燎”字，形如“燃烧的柴木”，指“焚烧柴木的祭礼”，有单独的“燎”，也有“燎牢”、“燎牛”等烧燎其它祭品的方法，也就是烧柴燎祭上天的活动。
“香”字即源于谷物之香。《说文》：“香，芳也，从黍从甘。”如《尚书·君陈》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指道德圆满的人身体出现的香气，是最高级的，是黍稷之香气无法比拟的。约自东汉开始，“香”也用来指某种香药（香料），如苏合香、鸡舌香等。也用来指“香药制作的香品”，如香膏、香丸、薰衣香等。
商代有一种香气浓郁的贵重香酒，名为“鬯”，多用于祭祀，也常用作赏赐品或供贵宾享用。鬯酒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祭品（礼品）之一，使用频率很高。西周还有专职的“郁人”和“鬯人”负责鬯酒的使用和管理。
西周春秋：燔柴、燃萧等祭礼
西周春秋的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燔烧柴木、燃香蒿、烧燎祭品及供鬯酒、谷物等祭法。
燎柴升烟的祭礼细分有“禋（yīn）祀”、“实柴”、“槱（yǒu）燎”等，皆是积柴燔烧，在柴上再置玉、帛、牺牲等物，燔烧的物品有别，但都要燔燎升烟。
《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辜：pìgū，剖开、掏净牲体。）
燃“萧”也是一种重要的祭礼。“取肠间脂合之黍稷，实之于萧，乃以火烧之和馨香”，并用郁鬯之酒灌地，认为萧与黍稷之香属“阳”，郁鬯之香属“阴”。天属阳，用属阳的物品祭奠；地属阴，用属阴的物品祭奠。
《诗经·生民》也有焚烧香蒿的记载：“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香蒿常被视为美好之物，如《诗经·蓼萧》以“萧”比君子：“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在荆楚一带，举行重要的祭祀前常沐浴兰汤，并以兰草铺垫祭品，用蕙草包裹祭肉，进献桂酒和椒酒。如《九歌》：“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三月春禊有浴兰的风俗。春秋两季要在水边举行修洁净身、祓除不祥的祭礼，称“祓禊（fúxì）”，王羲之《兰亭集序》即写此风俗。
佩香、薰香等生活用香·战国薰炉
先秦时，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有随身佩戴香囊的习惯。香囊也称“容臭”（臭：xiù，气味之总称），或“佩帏”。香草、香囊既有美饰、香身的作用，又可辟秽防病，在湿热、多疠疫的南方地区，人们佩戴和使用香草的风气更盛。
古代少年人拜见长辈时，先要漱洗，整齐发髻服饰，还要在衣服上系挂香囊，以香气表示恭敬，也可避免身上的气味冒犯长辈。《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扈：hù，披带。）
用香草装饰居室，用香木搭建屋宇。《九歌》：“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以桂木做梁，以木兰做屋椽，以辛夷和白芷装饰门楣。
用香汤沐浴。《大戴礼记》：“五月蓄兰，为沐浴。”
以香物作赠礼。《论语·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薰焚草木祛辟各种“虫”物
先秦的薰香已在一定阶层流行，而且已有了制作精良的博山薰炉，雕饰精美的铜炉、瓷炉、玉琮薰炉。
如陕西雍城遗址曾出土这一时期的凤鸟衔环铜薰炉，江苏淮阴高庄出土了铜盖早期瓷双囱薰炉，河南鹿邑出土了战国鸟擎博山炉，陕西干县梁山宫遗址出土了秦代薰炉，江苏三里墩西汉墓曾出土“银鹰座带盖玉琮薰炉”（玉琮是西周前的重要礼器，古代常将玉琮改造，制为高档香具“玉琮薰炉”。）
品类繁多的香药
先秦时期，所用香药以各地所产香草香木为主。但所用香药品种也已较为丰富如：
兰、蕙、艾、萧、郁、椒、芷、桂、木兰、辛夷、茅香、芸香、零陵香、高良葁、麝香等。
《诗经》、《楚辞》、《山海经》等都载有很多芳香植物。如《山海经》有：“（升山）其草多蕙。”“（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臭如蘼芜，名杜蘅。”“（翠山）其阴多旄牛羚麝。”
歌之咏之·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喻君子，喻美人，寄情思，言志节，由此也形成了先秦文学的一大亮色。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书·君陈》）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采葛》）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
对“兰”（包括兰花和兰草）的赞誉更多：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经·系辞》）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离骚》）
“兰有国香”（《左传》）
据蔡邕《琴操》记载，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在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见幽谷之中有香兰独茂，不禁喟叹：“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遂停下车弹起琴来，创作出了《幽兰》这一古琴名曲。
《孔子家语》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对幽兰的香气，黄庭坚还曾有精彩的注解：“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香气养性的观念
传统认为香物乃聚天地纯阳正气而生，先秦时期，人们已十分重视香气的助阳扶正功能，以及对心性健康的作用，并初步形成了“香气养性”的理念。
如《荀子·正论》言，“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古天子重于安养，出行车驾也要饰以香草，“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
百姓以香草香囊为美饰，君子士大夫更用香物陶冶、修明情志与身心，借外在的佩服，修为内在的志意。屈原《离骚》即明言，自己以香草为饰是效法前代大德，“修能”与“内美”并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先秦的这种观念发展至汉初，儒学、中医、道家学说俱盛，无论是内圣外王的儒家、羽化登仙的道家还是应天延命的医家，都倡导“养性”。遵“净心、养德、养性”为养生之本。薰香既芬芳“养鼻”，又可清心养性，且香气轻扬，上助心性修为，下增世俗享受，加之上古就有以香气享神的传统，得到推崇和流行也在情理之中。人们以鬯酒来比喻圣德，鬯“取百香之心”，“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积美阳芳香以通之天”，“淳粹无择，与圣人一也”。（《春秋繁露·执贽》）
香气养性的观念发掘了香气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讲究“芬芳”、“养鼻”，有别于祭祀中的“燔柴升烟”；同时又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是强调香气对身心的滋养，故又引导了对香品的使用。“香气养性”的观念对于后世香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
第二节博山炉暖：初成于秦汉
汉代，是香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秦及两汉时，薰香风气在王公贵族阶层已极为昌盛，既用于庙堂之上沟通人天彰显尊贵，又用于颐养情志、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博山炉、薰炉等香具的制作不仅有了严格的规制，其工艺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产于边陲及域外的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高档香药大量进入中土，成为和香的主要原料，并形成了影响后世至今的和香组方原则。
王族流行薰香·宫廷礼制
香在汉代地位突出的标志，即用香进入了宫廷礼制。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专有“女侍执香炉烧熏”，还载有汉桓帝赐侍中刁存口含鸡舌香的故事。含香因此也成了著名的典故。人们常以“含香”指在朝为官或为人效力，如白居易“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王维“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
除了薰香、香囊、香枕、香口，汉宫的香药还有很多用途。皇后居室称“椒房”。即以花椒和泥涂壁，取椒之温暖、多子之义，后世便常用“椒房”代指皇后或后妃，昭仪居舍號曰椒风。王族丧葬也用香药防腐，如《从征记》载：刘表棺椁用“四方珍香数十斛”，“苏合消疫之香，莫不毕备”，挖开墓葬时，“表白如生，香闻数十里”。《水经注》亦记之：“其尸俨然，颜色不异”，“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随葬品有薰炉、竹薰笼、香枕、香囊等多种香具，内盛各种香药，如辛夷、高良葁、香茅、兰草、桂皮等。
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多件薰炉，已经发掘的西汉墓葬中几乎都有薰炉、薰笼等香具及香药等。
如陕西茂陵陪冢出土的“鎏金银高柄竹节薰炉”，炉底座透雕两条蟠龙，龙口吐出竹节形炉柄，柄上端再铸三龙，龙头托顶炉腹（炉盘），腹壁又浮雕4条金龙，三组饰九龙，是典型的皇家器物。这座薰炉曾为汉武帝宫中之物，后归卫青和阳信长公主，可能是两人成婚时汉武帝的赠物。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山景优美，炉柄透雕三龙，从底座到炉盖山石，通体以“错金”（鎏金或嵌金）饰出回环舒卷的云气。雕镂精湛，华美端庄。这两件薰炉都是国宝级文物。
汉成帝时有“五层金博山香炉”、“九层博山香炉”（《西京杂记》）。东汉末期，汉献帝宫中用“纯金香炉一枚”，“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艺文类聚》）
香药的增加·沉香、青木香、苏合香等
汉代开始，边陲及域外出产的多种香药，相继进入内地。
自前110年，出产沉香的两广、越南北部等已进入西汉疆域，沉香也随之进入了西汉宫廷。来自边陲和域外的香药中，沉香进入植物文献的时间也是最早的。《西京杂记》也有西汉使用沉香和青木香的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年，赵飞燕封后。其胞妹，宠妃赵合德送贺礼35种。其中有“青木香、沈木香”及“五层金博山香炉”。书中另记赵合德喜欢薰香：居处有“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青木香是道教最重要的香药之一。汉时曾产于云南永昌。东汉《黄帝九鼎神丹经》载有“沐浴五香”，道家常将此“五香”释为青木香、白芷等5种香药。
苏合香、鸡舌香、枫香至迟在东汉时已进入内地。如班固给班超的书信中即有“苏合香”记载。《后汉书·西域传》则记载大秦盛产苏合香：大秦“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
曹操曾嘱家人“烧枫胶及蕙草”，为居室辟秽，“枫胶”即枫香。（《法苑珠林》）
生活用香
汉代用香多属于生活范畴，是先秦薰香佩香风气的延续，少有祭祀和宗教色彩。如居室薰香、薰衣薰被、宴饮薰香等，被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生活享受或是祛秽、养生、养性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