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理论上，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深刻地指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同时，邓小平进一步认为“两个凡是”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本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在抨击本本主义中清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实质。实践上，邓小平积极地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两个凡是”的提出，反映了思想僵化到了顶峰，为批判思想僵化，必须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同时，邓小平还努力倡导全面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通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完整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彻底批判和清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真正恢复和重新发扬。
再次，打破了对别国经验和别国模式的教条。把别国经验和别国模式当作教条来信奉和照搬，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这种教条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长期存在。从早期的走英美道路以致宣扬“全盘西化”，到后来的“走俄国人的路”，都是如此。虽然英美道路已历史性地破了产，完全照搬“俄国人的路”也在民主革命时期因毛泽东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予以了否定，但建国后，因历史条件之限及建设经验的缺乏，我们仍长期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全盘西化”论也时时死灰复燃。对此，邓小平非常注意吸取历史教训，强调中国特色，认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从来不会成功”。他多次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他强调要从中国历史和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论，指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同样是错误的。即使是以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
邓小平“走自己的路”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所谓“返本”就是返回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真正确立了“实事求是”态度；所谓“开新”就是继续将毛泽东所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推向前进，创立了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式。这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个反教条主义里程碑。从这一里程碑的空间维度看，邓小平反教条主义及由此确立的特色理论乃是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甚至以“第三条道路”自诩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的道路；从其时间维度看，邓小平反教条主义及由此达到继承和发展的，不光是毛泽东的事业、列宁的事业，从根本上乃是促进了马恩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化；从观念维度看，更是破除了一切旧束缚，达到了思想大解放。从此，邓小平正确地将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范式，及时地纠正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之中；又及时地将走别人的路推进到“中国特色”道路之中。由此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选择。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各种教条主义的被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得到了真正确立。邓小平十分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实事求是”的内涵已经不是以前阶级斗争的实践及“求”阶级斗争规律的内容。在邓小平那里，“实事”主要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求是”是“求”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各项工作评价之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即当许多人被一些条条框框搞得狂热异常时，邓小平却十分冷静地提出发展生产力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将现代化战略真正落实到“中国特色”的根基上。
邓小平把“走自己的路”的思路，牢牢地放置在中国国情基础上。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客观性的前提就是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他提出搞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客观性的前提就是中国“底子薄，人口多”，“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力极其低下。从邓小平的思维原则看，“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发展和富强出发；一切按中国方式办；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中国人民自己的位置上。特别是在适应世界现代化大潮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于工业化、市场化、法制化、科学化等西方世界有的现代化内容，中国也都要有，但必须按中国的方式办，既不“邯郸学步”，也不排斥借鉴和吸纳。这就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牢牢扎根在国情基础上，绝不按教条或主观意志去构思奇迹。
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实现了观念和思维上的重大变革，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非凡的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他把毛泽东所开创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论，推上了又一高峰，从而创造性地构建了真正适合中国实践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邓小平理论是真正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在深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深刻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主题。邓小平理论是真正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指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取和平、争取发展，决定当代世界命运的中心论题是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繁荣。这是对当代世界矛盾的一个新概括。列宁曾说过：“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这些，从抽象的、最一般的原则而言，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估量国际形势。但是，现在国际关系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展望世界，不难看出，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各种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现在都仍继续存在。但牵动和制约上述诸多矛盾的主要矛盾则是两个，即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落后与发展的矛盾。这就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深入分析现时代国际发展态势后，明确肯定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持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早在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主要因为“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世界和平可以维护的观点，他充分地肯定了对话在增加、对抗在减弱、热点在降温的发展趋势，强调这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利用来致力于自身发展的。
与此同时，邓小平深入指出发展已成为世界形势的核心问题，并认为现在各种制度的国家都在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调整的最深层动力，显然是谋求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因此，他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深刻地说明，当代世界局势中和平是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核心。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时代背景、世界发展态势的深入分析和宏观把握，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又一重要的时代基础。
在对世界主题深入分析的同时，邓小平还认真分析了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强，表现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成为一股重要的时代潮流、综合国力的竞争极为迫切、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面临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深入改革开放，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今世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互相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很快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都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放弃了那种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以及拒绝与资本主义往来的封闭政策，引导全党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新观念：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积极地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大胆地向他们全面开放，使社会主义勇敢地面对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飞跃。
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既立足于中国，又面向世界，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指针，是真正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