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广大民众的心态和期望。抗战八年，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希望从此过上安定生活。因此，尽快地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是当时民众的急迫取向。人们人心思定，强烈反对再打内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都纷纷发表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然而，在国共两党的建国主张中，有关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建什么样的国以及由谁来领导建国等问题，并不是极其明确的。尤其是在蒋介石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做出肆意歪曲的宣传的情况下，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更是存在着许多片面的了解。
可以说，当时舆论一致要求和平，全国上下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动向，关注着国共两党的态度，稍有不慎，便会遭到舆论的谴责，进而将失去民心，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十分不利的。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发动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他深知：
“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生存了。”因此，必须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安定民心。
于是，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在“国家统一”、“军令政令统一”的口号下，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以巩固其独裁统治。尽管国民党内许多人不赞成同共产党谈判，如CC系的陈立夫就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但蒋介石还是接受了政学系吴鼎昌的建议，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来渝谈判。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和广播中宣传，“分明是将中共一军”，意在让人们相信，蒋介石是真诚希望和平民主的。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他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不敢来，这样就可以欺骗舆论，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至共产党身上；二是来了，在谈判桌上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不战而胜；三是在要害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但可以拖住共产党，麻痹共产党，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他估计毛泽东不会来的可能性大。而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背信弃义、没有起码人格的卑鄙行径，人们还没有忘记，因而，中共高级将领、解放区军民甚至国民党内的一些高层人士，出于安全考虑，几乎也都反对毛泽东去重庆。
此时毛泽东去不去重庆，已经成为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极为尖锐、极为敏感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我们认为，毛泽东毕竟是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伟大领袖，是当时一位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顶尖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尽管他对蒋介石的本性看得入木三分，也深知去重庆的危险性，但他更加深知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休养生息的愿望，更懂得揭露蒋介石伪和平真内战面目、展示共产党方针政策和行为风采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定冒风险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这是在当时紧要关头的一个非凡举动，这一非凡举动必然产生非凡的影响。可以说所有的影响和意义就在毛泽东这一“去”之中展开了。
首先，毛泽东以其非凡的举动，赢得了广大国统区民众的心；以他的胆识、气魄和共产党人的诚意，征服了国统区民众。当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的种种状况无不表现出这一点。《解放日报》于8月27日，发表毛泽东将赴渝的消息；8月28日，国统区所有的报纸都予以发表，各界代表和各方面人士数百人齐集九龙坡机场迎接，人们都围上去向毛泽东挥手，有些国民党元老和民主党派人士也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看到了毛泽东，就看到了中国的救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重庆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万人空巷，拥向街头，《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前挤满了人，民生路交通为之阻塞，至晚不散。《新华日报》赶印了“毛泽东今日到达重庆”的号外，于当日下午五时送到广大读者手里，群众争相传阅。
可以说，当时毛泽东以这一非凡的举动最初在国统区中心——重庆展现了他的个人风采和魅力。当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当原有的政治权威蒋介石因搞内战不再能威慑人心时，人们就在期待，在不由自主地期待着这样一种权威人物的降临：他具有先知的智慧，他散发着救世主的光晕，能为民族指明一条摆脱厄运、走向光明的简捷道路，而且充满着领袖的气魄，能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吸引和凝聚千百万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毛泽东的出现，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他正是这样一位领袖人物。
毛泽东正是以自己的人格力量赢得了这一切，取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其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极大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展示了共产党人追求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毛泽东以弥天大勇赴重庆谈判本身就体现了共产党人追求和平民主的诚意及其方针政策。毛泽东于8月28日到达重庆，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中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且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做出了必要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促成了《重庆谈判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制定，这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达到和平、民主、合理地解决实际问题，协力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新中国的诚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使世人有目共睹，共产党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以实际行动争取和平民主，这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
再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打破了国民党在国统区所做的一切谎言和骗局，使国统区民众更看清了蒋介石的本质。毛泽东以实际行动“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等不断地接触实际、接近民众的做法，更是展现了共产党人良好的工作作风。在此期间，民主人士柳亚子曾写信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手书旧作《沁园春》一首相赠。这首气势磅礴的《北国风光》，在报上发表后，立刻轰动了山城，和作如云，各报竞刊，流誉全国。可以说，毛泽东用这首词征服了当年大后方的知识界（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柳亚子在应和中这样赞誉毛泽东的诗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诗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这更打破了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所谓“土包子”的宣传，使国统区民众看到，毛泽东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一位豪放的诗人。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他政治斗争历程中的一件杰作，毛泽东不愧是一位掌握时机的大师。其后国统区民众几乎“一边倒”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国统区民众心目中地位的骤升及其对政治格局的非凡影响。
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执著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毛泽东的探索历程也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
第一阶段：历史的批判与社会主义理想国道路的追求时期。
毛泽东曾说，在他尚未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实际上，五四时期，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都几乎不可能是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的民主主义者都自发地抨击资本主义的弊病，倾向于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也复如此。1918年前后，毛泽东曾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
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明确认为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弊病，实现世界主义，也即“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当时，毛泽东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其方法和途径不是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和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这显然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基本相同。因此，毛泽东积极推行非暴力的、回心向善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反对用强权打倒强权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积极推行社会主义理想国的小团体的试验和示范，希望由“模范村”而“模范都”，由“模范都”而“模范国”。并且批判旧社会造成人剥削人的体脑劳动分离、读书与做工分离状况，要求体脑并用、工读结合，走互助的、人道的工读主义这种创造社会主义理想国的根本路子。
早期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国思想，无疑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毕竟反映了他对旧社会黑暗现象的谴责和历史的批判，及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怀疑的产物，也是他探索新的中国出路的最初成果。
第二阶段：在庞杂思想中的摸索与湖南共和自治道路的探索时期。
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及工读互助的社会道路，与现实相距太远，注定不能实现。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为反对封建礼教而自杀，使毛泽东受到极大震动；而湖南军阀张敬尧勾结帝国主义巧取豪夺、纵兵劫掠、植党营私，更使毛泽东痛心。封建性如此严重的残酷事实，促使毛泽东急切地回到现实中，并著文抨击封建势力，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强者与弱者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互助，进而认为互助无望，只有反抗。
1920年11月之前的半年，毛泽东几乎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探索，即湖南自治道路的探索和研究之中。从1920年6月至11月间，毛泽东就发表了倡导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近20篇之多，还有大量讨论的信件。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腐朽、民族颓败已到极点，因此，不可能从总处下手“根本解决”，只有从分处下手，只有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乃是现在“唯一的办法”。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国家模式。其含义首先是，国家权力的实质在于独立的主权，而人民是政权的主宰。不是仅仅将“省”字改成“国”字，而要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并且政治法律要“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定就怎定”。
其次，要建立以普选制为标志的民主共和政体，政权中的党派关系要制衡。
认为必须要有“在野党”、“劳动社会”对“在位党”、“政治社会”的监督和批评，才能防止专制与独裁。再次，要建立军队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认为“自决主义”不是“无抵抗主义”，必须要有军队以保国家安全。同时要“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毛泽东湖南自治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所说，是一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是毛泽东将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与中国具体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就开始宣告它的失败，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路，将为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寻找到新的道路打下基础。
第三阶段：冲破历史迷障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形成时期。
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接受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上刻意追求的湖南自治共和的失败，使他完全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践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上，也同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就力图将新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进行探索。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国情出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后来经过不断地思想探索和理论实践，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全面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道路得到了全面发展和系统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