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毛泽东进而主张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坚定地扛起红旗。
毛泽东以在大革命时期所确立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思想，依靠农民主力军去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为基本出发点，积极探索革命新道路。在此新的历史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只有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坚持共产党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起义部队，才是实现“上山”的基本条件。
然而，当时斯大林却把中国革命强行纳入他的“三阶段理论”之中，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必须自始至终举国民党旗帜，只有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抛弃国民党旗帜。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还在“八七”会议上坚持说，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毛泽东则持不同见解，认为“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帜让给他们，这已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由鄂返湘。他根据对实际的观察，在《湖南致中央函》中指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他在秋收起义前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又指出，自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叛变后，“国民党已成了军阀的党”，“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不能再打了”，“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帜”。
显然，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历史的转折和时局的危急，认识到革命转型的紧迫。他不顾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充分地抓住这一历史的转折时机，以实践他一贯独立探索的思想理论思路，显示了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本色。同时，我们从中还看到毛泽东直接发展了他大革命时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农民革命的能力。这一战略策略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此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公开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公开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红旗。这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向农村进军、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农民革命军的保证。此后，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作了改编，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后又要求中央和省委选拔优秀党员到部队任党代表。
再次，秋收起义后，由进攻城市转为退向农村，在实践上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创举。
毛泽东对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的思考是全面的、周密的、讲求实际的。
“八七”会议前后，他拥护中央的整体部署。那时，中央的整体部署仍是采取进攻态势，准备以南昌的军事发动，来揭开粤、湘、鄂、赣四省的秋收起义的序幕，并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毛泽东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执行中央总体部署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考虑到了必要的退却和选择退却的方向等问题。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组织军事力量，部署秋收起义，准备配合长沙暴动，会攻长沙。但毛泽东并非破釜沉舟、一拼到底，而是作了两手准备。这另一手准备就是失败了就“上山”，向农村边界山区退却。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这种在城市武装暴动的秋收起义很快受挫，毛泽东因此坚定地开始由进攻城市转为退向农村，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应当退却的时候，毅然实行战略退却，而且从策略方针上看，他选择了农村边界山区，到反动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去，利用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一伟大的战略策略转变虽还只在局部，却符合中国的国情，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根据地创立后，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成了传授‘工农武装割据’学问的大学校”。
革命因而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毛泽东进而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长期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完整形态，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可以看到，其中充分蕴含着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观指导下的国情观、民众观、阶级观、农民观等思想内涵和认识特色。这是在严峻挑战和历史机遇面前所进行的大胆的理论探索；是毛泽东久已开始的独特理论探索的第一次全面实践和检验。它显示了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才华，也显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伟大贡献。其结果是给暂时失败了的中国革命带来了生机，进而完成了第一次革命转折。
3.革命再度失败，毛泽东又一次力挽狂澜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年代，是毛泽东“井冈山道路”和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唯苏”道路激烈交锋的年代。当毛泽东沉着坚定，甘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政治勇气和实践勇气，探索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时，一股“左”的冒险主义潮流正在党内涌动，并且逐渐走上前台，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从1929年至1930年，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1930年5-10月，爆发了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是继1929年3月、12月发生的两次蒋桂（李宗仁）战争，5月、10月发生的两次蒋冯（玉祥）战争，9月发生的蒋张（发奎）战争之后，规模最大的又一次军阀混战。这一切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当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未得到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并随之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这时，党中央以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这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极“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状况，片面扩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提出了一个准备武装总暴动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方案。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并且规定党“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李立三错误思想指导下，实施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冒险计划很快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东、陕西、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批评和抵制；后因其急速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所允许的范围，因而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李立三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就这样，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被纠正过来了。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种现象的出现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尤其是同共产国际干预不正确分不开。当时，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浓厚地存在着“左”的情绪，虽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在指导思想上得到清理；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许多人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的区别；党处于幼年，仍缺乏革命经验；而王明等又直接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支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迅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并蔓延开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在这个小册子中，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理论，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这个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甚，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
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在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直至1933年，蒋介石共发动了五次“围剿”，一次比一次猛烈。
在前面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工农红军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等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思想包括：由于敌强我弱，故不能冒险出击，也不能消极防御，而采取积极防御即攻势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由于敌强我弱，红军总体上处劣势，战略上又处防御地位，并且是内线作战，故必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不能主要同敌人打阵地战，不应有固定的作战线，而必须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即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作为红军主要的作战形式。由于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贯彻，在前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工农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早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就遭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定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毛泽东很快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3年5月，当蒋介石带着美国2000万美元的所谓“棉麦借款”、4000万美元的所谓“航空借款”，聘请了许多外国顾问，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时，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李德、博古采取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方针，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结果，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中间，遭到了严重损失，陷于被动地位；而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此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的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并且冲破“左”倾分子的重重阻力，使这一大胆而又妥当的方针得以实施。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在此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亲眼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又几乎濒临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会上对李德、博古等在进攻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在退却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展了较为彻底的清算；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这是在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使中国革命再次发生重大转折。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