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一时期内，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他参加，其中有的他还起着极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研究这段历史，必然要涉及陈独秀，我们无法避开陈独秀。陈独秀的经历很复杂，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初，陈独秀先后参加或组织的政党和团体在10个以上，如岳王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国共产党、托派等；参加或主办的报纸、刊物有9种之多，如《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无产者》、《火花》、《热潮》等。他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他曾与社会最底层的戏子、黄包车夫、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宗教教徒、和尚道士，直到省都督、内阁部长、各式学者、各种政派的头头，都有过较广泛的联系，有的甚至还是他的至交。陈独秀从事的学术探索和著作也极为庞杂，他研究和发表过历史、政治、哲学、新闻、文学、人口、戏曲、文字方面的著述，甚至还写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等。
陈独秀的思想发展极为复杂，从崇信儒术到力行改良；从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直接行动”，再到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等等，都留下了他十分曲折的轨迹。
可以说，陈独秀吹响过思想启蒙的号角，却被革命的战鼓声所淹没；他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却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他的许多学生、追随者，后来成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功勋，他却孤寂地躺在安庆郊外的一片荒地上。
所幸的是，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对陈独秀的评价已经越来越走向客观和公正。
一、站在时代前列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
1.19世纪末，一个封建主义的叛逆者
陈独秀（1879-1942），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渌水乡陈家破屋，世居安庆府城。陈独秀的家庭系封建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这样的家庭使陈独秀自幼受封建文化教育的熏陶。陈独秀6-9岁期间在祖父严教下读四书五经。9岁那年，祖父去世，改从其他塾师。到12-13岁时，由大哥孟吉执教，学习八股文和昭明文选。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封建家庭的严格教养下，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科举取士的道路。
然而，少年陈独秀很聪明，又很顽皮，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而又同情弱者。这种性格特征在他的《实庵自传》中有很多描写。比如他说自己常捉弄“阴阳先生”；经常因不服管教而使“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而他却“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因此祖父“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同时他又很同情弱者，母亲的眼泪对他是“强有力的命令”，但对母亲没有借钱给渌水乡的族长以救济那儿被淹的灾民，表示不满。他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陈独秀这种叛逆性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讨厌八股文，对科举不感兴趣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独秀参加了县府考试。院试时，宗师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他在《实庵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然而怎么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捷报传来，母亲乐得掉泪，亲友邻舍也来恭维奉承，尤其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个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地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件事使陈独秀“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光绪二十三年（1897），18岁的陈独秀，在考取秀才的第二年，为不负母命，耐着性子用功，又去参加江南乡试。这次江南乡试未中。他在《实庵自传》中说，在考场上，一个考生的怪状，“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他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是陈独秀叛逆思想以及与儒学决裂的一个新阶段。其时正值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掀起又一次瓜分狂潮，康有为等的“公车上书”中的新思想正在社会上流传。经过新的思考以及现实的冲击，陈独秀更进一步开始离经叛道，追求新学。正如《实庵自传》中说，“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陈独秀以其不可逆转的对儒学的叛逆，开始向康党、革命党转变。
2.20世纪初，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
陈独秀对于乡试落第毫不在意，开始一心一意追求新学，并由此向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发展。
第一，立志救亡图存，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
正当陈独秀从儒家经典出发又走上与儒学决裂道路时，1897年的两件事说明了陈独秀这种思想的转变，也即开始冲破封建文化的牢笼，立志为救亡图存出力。一是1897年他考入了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西学。他为甲午海战中国水师的惨败而痛心疾首，在求是书院发奋学习法文和造船学，想为祖国发愤图强，发展海军而效力。二是他认为要发展中国海军，就必须研究扬子江（今称长江）。因此，他在这一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大量史料，经过多方考察，撰写成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文章具体叙述和分析了扬子江流经的区域、流程、主要江段名称、水势及各地军事设施的情况。最后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其忧国之心、爱国之情渗透其间。
陈独秀自称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防备列强侵略，而献策于政府的。然而，清政府哪会听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的意见呢？政府黑暗，国家落后，弱肉强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1901年清政府同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
在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下，1901年，23岁的陈独秀开始非常慎重地反省自身，并开始思考国家问题。他后来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到了甲午年，才听见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
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到这时，陈独秀说自己才恍然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上下。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逃脱得出呢”。陈独秀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接着说，“我说到这里，不觉一般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家的大义……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陈独秀于1901年第一次东渡日本，由此也迈出了他思想发展和革命事业的重要一步。
第二，追求科学与民主，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20世纪初，许多爱国志士已经认识到要报国，唯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当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已经传入大量有关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已经在民主主义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因而，向日本学习已被许多中国的仁人志士视为学习西方的捷径。自1901年到1905年，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就从100多人增至8000人以上，许多革命者如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都是先后多次到过日本。陈独秀正是这一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从1901年10月到1915年上半年，陈独秀曾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另有一次去法国）。在日本期间，陈独秀广泛接触并热烈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学说、人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等社会思潮。他在1901年10月第一次到日本东京学校学习时，就参加了那里的进步组织励志会，并读到了许多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论著。1902年他一度返回安庆，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发表反清爱国演说，并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由于遭到清政府的追捕，是年秋末又第二次东渡日本，继续广泛接触西方政治学说。
1903年，陈独秀又回国，与上海章士钊一道主编《国民日日报》。
《国民日日报》是继《苏报》被查封后，国内一份重要的反清革命日报，“时人咸称《苏报》第二”。该报主要介绍西方学术，坚持革命立场，并公然摒弃清光绪帝号，而改用黄帝纪元纪年，“以发汉种族之观念”，成为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报纸（从第八期起，改用“中历干支纪年”）。
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了他和苏曼殊合译法人嚣俄的《惨社会》，并且发表诸如《说君》和《赠奴隶》等重要文章，以卢梭的《民约论》的国家观来反对封建君主制，提倡民主。他极具勇气地提出“国民与奴隶是对立的”，“国家由国民组成”，“国家强弱靠国民的觉悟”。同时，陈独秀还在该报“文艺栏”内刊登署名“由己”的二首旧体诗。诗中云：“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身败与功成。”充分反映了青年陈独秀满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豪情和献身精神。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1904年1月，陈独秀只身回到安庆。他深感“吾皖风气闭塞，较沿江各省尤甚”，看到上海、杭州、苏州等地都有白话报出版，作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启蒙知识的有力武器。于是，他与桐城学堂的教师房秩五、吴守一等于1904年2月至1905年8月在芜湖创办并主编了《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的主旨，首先是救国，其次是宣传民主思想，启迪民智。他说：“我开办这报，是有二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陈独秀不仅是该报的创办人、主编，而且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该报上用“由己”、“三爱”的笔名撰写了近20篇文章，约8万字，几乎占了1-19期文章的1/3。他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大量介绍近代国家思想、提倡民主科学，倡导尚武精神，提倡兴办学堂，激励广大人民觉悟。所以蔡元培曾说，《安徽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
《安徽俗话报》各期社论性“论说”大都出自陈独秀的手笔。如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题为《瓜分中国》论说文，深刻揭露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他在第8期上发表的《亡国篇》一文中，则依据近代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应包括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他列举中国土地被分割、主权被剥夺、人民受欺凌，大呼这就是亡国现象。他在第5期中发表的《说国家》等文，更宣传资产阶级国家观，否定君权、提倡民权，主张人民“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是皇帝一人私有”，“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时，都算大逆不道”。这一切表明，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确立，并在政治思想上站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其后于1905年和1914年又两次东渡日本，他的科学、民主思想更为成熟，为此后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随着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行动上，也就积极、大胆地投入到了当时汹涌发展的反帝爱国和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风暴当中，成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