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学制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打破了传统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增设了自然学科、新人文学科，以及外语、体操、图画、手工等体现近代意义的课程。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课程为适应自身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开始走出文雅教育的象牙之塔，注重为个人生活需要和社会现实需要作准备。表现为在课程中增加自然科学的门类和比重，重视实用技能的训练，开设各种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关注人体锻炼和保健等等。这种课程改革的新趋向，以及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产生的百科全书式课程体系，斯宾塞按人生需求排列课程的知识价值观，赫尔巴特以心理学为科学基础、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课程理论，均在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中传入中国，并在《癸卯学制》中反映出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奏定各学堂章程均在“学科程度章”中，以学科课程的形式，把各种知识按学科不同性质和各自的内在逻辑联系，分门别类设置，并依学习年限、学生年龄、程度、循序教授。比如，在初等小学堂开设格致、体操、图画、手工等；在中学堂开设博物、理化、法制及理财、外国语等；在高等学堂及分科大学更是依所培养的专门人才所需，开设了许多中国自古未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课程，标志着课程内容由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此外，在课程安排上，开始注意兼顾学科知识体系与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特点，要求课程教学“皆量学生之年齿精力而定”，“科学相间讲授”，使学生不致过劳生厌，强调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各地、各校还可根据实际情形，对所列随意科目自由选择。
第四，学制在教学方法上，力图改革传统教育以机械记诵为主的单一做法，开始对教师的教授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新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必然需要相应的教学方法变革和保障，这首先体现在师资的培养上。《癸卯学制》在各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均把教育类科目列为公共必修课，专门开设了教授法、各科教授法等课程。还要求师范院校的老师在讲授各门学科时，都要兼讲如何教授的次序法则，使师范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掌握该门学科的教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章程规定了师范院校学生必须有教授实事练习，“当使该师范学生于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而师范各科教员及附属小学堂之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在小学堂章程中，还列有专节论述教法，要求教授中注重讲解，不可紊其次序，尤贵使互相贯通印证，以为补益。当然，这些革新还是十分初步的，更勿论真正落实到当时的教学实际中。
《癸卯学制》的颁行，结束了我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缺乏体系和章程的无序散乱状态，奠定了我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直接推进了新教育事业的发展。新政期间，随着学制的颁布，尤其是废科举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新教育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小学以上的全国学生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5人；而初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数，约从5600余人增加到23万余人。另据统计，1907年全国各地（除京师），计有初等小学堂29199所，学生684657人；1908年有初等小学堂35420所，学生904987人；全国中学堂从1907年的419所，增加到1909年的460所；学生数相应地从31682人增加到40468人，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学制的颁发，把废除科举制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最终导致其寿终正寝，使学校脱离了依附于科举的婢女地位。学制的施行，还使建立独立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成为必需，1905年成立的学部，使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出现了正式的、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1906年，学部奏准宣示了体现“中体西用”精神的新的教育宗旨，分为两类五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学部阐释为，前者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后者是“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
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行及相应的教育领域革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部学制，其缺陷和不完善之处是必然存在的，尤其突出表现为其浓厚的封建性，除前述特点中的种种体现外，还如把女子教育排除在学校系统之外，给学生以科举功名奖励等。此外，整部学制年限过长，而且缺乏弹性和多样化，也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
三、科举制的终结
1905年9月2日，光绪帝一纸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举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这一事件，作为新政改革期间的一个重大举措，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恒久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产生于隋唐的科举制，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选拔精英人才的机制，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参照和借鉴，其历史的进步性是无可否认的。
第一，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这一相对开放和公平的社会流动过程，使历代统治者可以不断地从平民阶层中补充、吸纳那些在知识和能力上更具竞争力的优秀分子，这一方面增强了官僚精英阶层的新陈代谢，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良好运转，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一般庶族地主和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入仕途径，较好地解决了统治权力的不断再分配问题，相应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科举制强化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一元化。由于统治者以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评价标准，只有按照钦定的、以儒家伦理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有可能获取功名地位，这就驱使广大士子孜孜寻觅于其中，把求学应试、立身行事与取得功名紧紧连在一起。在“以德治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以传统伦理为基本内涵的儒家学说，通过科举制，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形式，实现了国家功利与个人功利的完美结合，使自己在思想上定于一尊。同时，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使这一主流价值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保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相承。
第三，科举制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结合，使“学而优则仕”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由于进入仕途需经过考试，这就迫使所有应试的人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客观上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尊师、重教、好学的社会风气；同时扩展了知识传播的范围和覆盖面，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使整个社会获得了强大的汲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和自觉动力，形成了中华民族注重知识、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
第四，科举制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了中坚力量，使中央集权得以深入基层。这一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队伍的幸运者们，自然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和维护者，即使考试落第，由于科举制没有年龄和次数的限制，这些人自然存有下次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况且，封建统治者对各级功名的获取者分别给予相应的特权，使之成为联结朝廷与民众、中央与地方的桥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农村居多的大一统社会中，传统的士绅阶层正是实现封建集权统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然而，如前所述，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科举制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日益突显，到清末，科举制更是与社会危机、民族存亡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众人声讨的对象，社会改革的焦点，并由此成为清末新政革新的当务之急。总括当时各种批判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目的的强烈功利性。封建统治者通过驱使千百万士人埋头于时文帖括，消磨士人意志，笼络和获取人才为己所用，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而参加考试的士子们，虽不乏胸怀大志之人，但不少人确是为了一己私利，功名利禄，把考试作为工具和敲门砖。目的既不高尚，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只会败坏学风和士风。其次，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第三，考试形式日趋僵化，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尤其是八股文的统一格式，既代圣贤立言，又有固定模式，其对独立思想的压抑、聪明才智的禁锢是可想而知了，这也为以后愈演愈烈的模仿剽窃之恶习埋下了祸根。再者，随着科举制的工具性日益为统治者所看重，国家只重科举取士，忽视了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学校日益成为科举的附庸，使学校教育遭到破坏和摧残。
最后是与社会腐败相伴随的科考舞弊日趋严重，到清末，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捐纳功名，卖官鬻爵，使科举制终于丧失了人才选拔的功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科举制的终结经历了一波三折，从戊戌变法时，提出废八股、变科举到科举制的彻底终止，经历了7年时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时称“江楚会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项要务，但在是否废止科举上措辞模糊。于是，继戊戌之后，清廷再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停罢武科。1903年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上奏明确指出，科举不废，则人人有侥幸观望之心，影响新式学堂的发展，但对于实际操作仍主张渐进式。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上奏建议变通科举，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为清廷批准。此后，日俄战争爆发，立宪呼声高涨，革命迫在眉睫，面对危局，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上《奏请废科举折》，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直接提出了废科举的主张。至此，光绪帝下谕，科举制正式宣告终结。
综上所述，整个科举改革经历了从渐进到骤废的过程，这当然是时势所迫。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新式人才的培养，犹如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引起了社会系统的全面震荡。科举制的断然废止，表明了世人釜底抽薪、破旧立新的决裂态度，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科举制固有的惰性给教育改革和社会变迁造成的阻力，但由此引起的复杂影响，却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延续才日益为人们所深切感到。如：科举骤废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失序；新制度取代旧制度需要许多综合因素的协调和配套；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导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断裂；以及大批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因对前途失望，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等等。因而，科举制的骤然废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清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四、取道日本，学习西方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与近邻日本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甲午战败，使泱泱天朝大国对这个历史上曾是学生的“蕞尔小国”不得不重新认识、刮目相看。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命运，日本的崛起，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的便捷的榜样。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黄金时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中国学习西方教育，不从源头直接汲取，而是取道日本为中介，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首先，日本与中国一样，在被迫门户开放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但它通过明治维新，在维护天皇制的前提下，以教育为有效手段，输入西学，开启民智，培养变法人才，终于反败为胜，由弱变强。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和改良派人士也希望在不触动封建君权的前提下，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唤醒国民，实行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