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官学指由国家设立的学校，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设置太学“以养天下之士”后，历代的统治者均对此十分重视，不仅出现学校类型多样化的趋势，而且从中央向地方逐渐延伸，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教育网络。私学指民间兴办的学校，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推动下兴盛一时，虽然在秦代一度遭到禁止，但两汉时期又呈现繁荣的局面，并成为以后各个朝代办学的重要形式。
封建社会的教育与奴隶社会一样，也分小学和大学两个层次。小学指蒙学阶段的教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汉代称书馆，唐代称村校，宋代称村学、家塾、冬学等，元代有社学，明清有私塾、义学、义塾、社学等，大多由民间承办，也有官办与公助相结合。大学指蒙学阶段以后的成人教育，被视为人才培养之地而备受国家重视，各级官学所施基本属于大学教育，汉代民间兴办的经馆以及宋以后绝大部分书院也是该层次的教育机构。
因而，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由国家耗资所开办的官学从事以培养官吏为目标的高层次教育，而为进入高层次教育做准备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在民间自行进行。
本讲拟分官学教育和蒙学教育两部分，以分别阐明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
一、官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学以创办早、规模大、办学经验丰富，而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大学教育开始于汉代，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设立学习经学的太学，其规模发展至东汉质帝时，学生达到3万余人。中国的实科教育开始于7世纪上半叶，当时的唐代已建有培养算学人才的算学和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中国古代与近代不同，近代是学习西方及日本的教育，派赴国外的留学生很多，古代则是外国向中国学习，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尤其是唐代的京师长安，不仅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东亚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等地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
1.官学设置的演变
封建社会的官学有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官学自汉至唐宋呈现由单一的儒学向多元化趋势发展的特点，但明清时期随着儒学在人才选拔中作用的强化，又从多元回归到单一的体制。地方官学的设立则从局部地区逐渐向全国各地推进。
中央官学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学的初建期，中央官学有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师，是传授儒家经学的高等学府，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创建时只有博士弟子50人，以后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时达到1000人。东汉光武帝重建太学于洛阳门外，其规模比西汉更大，发展至质帝时太学生增加到3万余人。太学招收博士弟子或太学生尚无入学考试制度，主要采取选送的办法，或由朝廷主管部门太常于京都直接选拔，或由地方选拔所辖之地“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没有严格的出身限制，家境贫寒者可以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官邸学是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校，如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所设的宫邸学，亦称“四姓小侯学”。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是宦官集团借助灵帝个人的爱好而设立，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得名，专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为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专门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对社会影响都不大，所以汉代的中央官学实以学习儒学的太学为主体。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也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除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外，大地主（豪门世族）与中小地主（寒门庶族）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这一时期，受战乱影响，中央官学基本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并且兴的时间短，废的时间长，但同时出现多项制度上的变革，从而为隋唐官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一是儒学的设立由汉代太学的单轨制出现多轨制趋势。西晋武帝于咸宁二年（276年）下令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国子，即国之贵游子弟，国子学的设立是豪门世族的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这种做法对以后封建社会等级学校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北魏孝文帝又于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于国子学、太学外，设四门小学，是为我国古代设四门学之始。二是突破儒学一统的局面，官学的设立呈现多样化趋势。南朝宋文帝于元嘉十五年（438年）下诏设儒学馆，翌年又设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各聚徒授业。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年）诏立总明观，分设儒、道、文、史四科，进行分科教授。律学、书学、算学等实科学校的设立也源于魏晋南北朝。律学最早设于曹魏时期，以后南朝的梁、陈，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均置律学博士。北魏、北周设有书学，以教授书生。北周还设立算学，学生称算法生。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分裂重新走向集中统一的时期，中央官学在继承魏晋南北朝诸多改革的基础上，更体现出类型多样化的特点。隋代立国时间很短，各类学校的设立和发展主要在唐代。唐代中央官学的主干是国子监掌管的六学一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均学习儒家经学，学业程度大致相同，只是因学生的出身不同有地位高低之分，国子学最高，太学次之，四门学又次之，但同时又有升格制度的规定，四门学毕业生可升至太学，太学毕业生可升至国子学。律学、书学、算学是学习法律、书法、算学的专科学校，广文馆专为准备进士科考试者所设。唐代也有行政部门所办的中央官学，如太医署设的医学、太乐署设的习乐班、太仆寺设的兽医学等，此外，司天台设有天文博士、历博士、漏刻博士，分别招收天文生、历生、漏刻生，这些学生在博士的教导下边工作边学习。唐代还有两所高于六学的贵族学校，一所是门下省所办的弘文馆，一所是东宫办的崇文馆，规定只有皇亲国戚的子弟方能入学，学习内容为儒家经学。
宋代的中央官学基本仿照唐代，以其隶属关系划分，主要有两类：属于国子监管辖的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武学、律学等；属于中央各局管辖的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宋代中央儒学以太学的办理最有成效，专科学校中武学、画学开历代风气之先。武学成立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不久即停办，后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重设。画学成立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课程。
元代的中央官学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国子学学习汉民族的儒家经学，蒙古国子学以招收蒙古族学生为主，旨在发展蒙古族文化，回回国子学专门学习波斯文，以便于与西域诸国的交流。此外，司天台和太史院附设的学校，分别招收天文生和星历生。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国家更注重对教育的宏观调控，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又集中到儒家经学的基础之上。明清科举只设进士一科，中央官学也回复到以儒学为主体，虽然明代有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清代开设宗学、觉罗学、旗学、算学、俄罗斯文馆等，但影响均不大。就儒学而言，唐宋分别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而明清只有国子监一所。明立国之初，朱元璋便在南京鸡鸣山下建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在北京建国子监，因此有南北两监之分。清因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国子监，但只有北京一处。
地方官学汉代的地方官学称为郡国学，其兴办始于蜀郡太守文翁。据汉书记载，汉景帝时文翁深感蜀地偏僻，文化落后，便挑选小吏10余人进京向博士学习，学成回到蜀郡均委以重任。同时，他又在成都设立学官，在属县中抽调一批人跟随学官学习，并依其学习成绩分派官职。于是，当地“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争相求学，文风大振。汉武帝即位后，对文翁兴学一事极为赞赏，下令各郡国仿蜀郡设立学校，但实际各地兴办者并不多。
南北朝时期虽战乱不断，官学衰落，却曾有人提出普设学校的设想和具体建议。据《宋书》记载，南朝人周朗在上书中提议：“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北魏献文帝时，相州刺史李訢建议“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随后，高允设计了一个设立地方官学的完整计划，将行政区域按人口多少分为大郡、次郡、中郡、下郡四级：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为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为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为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为40人。高允关于普设郡国学的计划，在当时因实施条件不成熟而未产生很大影响，但对唐代地方官学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参照的蓝本。
唐代在发展中央官学的同时，对地方官学的兴办也十分重视，规定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并依府、州、县人口的多少分上、中、下三等，分别确定博士、助教的人数和学生的名额。唐代的地方官学不仅有儒学，府、州两级还设有医学，办学方式仿照中央官学，只是教学要求相对低一些。唐代对地方官学设置的制度化，是促使封建社会官学从中央向地方延伸的重要措施。
宋代在三次兴学运动的推动下，地方官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第一次兴学运动是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主持的“庆历兴学”，内容之一即为要求诸路、府、州、军皆设学，县有士子200人以上亦设学。第二次兴学运动是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主持的“熙宁兴学”，措施之一是恢复、发展州县地方学校。第三次兴学运动是蔡京在宋徽宗时主持的“崇宁兴学”，要求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并颁布《州县学敕令格式》，对如何办理作了具体规定。同时，宋代学田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地方官学的经费，也是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原因。学田指属于学校的田地，以地租作为学校祭祀、教师薪俸和补助学生之用，其来源或由皇帝诏赐，或由官府拨给。五代时已有关于学田的记载，但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是始于宋代。
元代对于地方官学的创建，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农村地区设置社学。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这是以农家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它的出现表明封建社会官学已由中央经地方进一步向广大的农村深入。明清时期，社学这一办学形式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诏天下立社学”。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下令各直省设置社学、社师，规定“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考充社师”。至明清，官学已形成社学——府、州、县学——国子监三级相衔接的体系，即社学中学业成绩优秀者，经考试可升入府、州、县学；府、州、县学的生员学业成绩优秀者，经考试选拔可进入国子监学习。
2.教学制度的发展
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学的初创时期，教学制度尚不完备。以太学为例，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没有规定的学习年限。太学的博士治有专经，太学生师从博士，也是专经学习，设有通习五经的要求，但须是通了一经之后再学习第二部儒家经籍。太学通过考试来了解太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并按考试成绩和通经的多少授以相应的官职。太学生有了官职后仍可在太学继续学习，若再通一经考试合格者，可委以较大的官职。二是设有严格的学习制度。
太学生可以一面在太学学习，一面在校外研究。如王充在太学学习的同时，校外又师事班彪。郑玄既在太学攻读今文经学，又在校外研究古文经学，从而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三是教学形式初以个别教学为主，此后随着太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出现了一种称为“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同时也借鉴私学中次第相传的办法，以程度高的学生辅导程度低的学生。由于博士对于经文的解释大多采用口耳相传的手段，因而太学的教学十分强调严守师法与家法。
师法是指汉初立为博士或经学大师的经说，家法则是大师的弟子对师说有所发展，能够形成一家之言，并被学术界和朝廷承认。严守师法与家法，在当时对于经学的传授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种学风只能恪守师教，重复师说，也不利于学术发展。四是考试采用“设科射策”的方式。西汉时，太学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称“岁试”，东汉改为二年一次。每次考试，主考者按题目的难易分为甲、乙两科或甲、乙、丙三科，把问题写在简策上密封起来，听凭考生抽取回答，故称“射策”。汉代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比过去私学中受毕师传即完成学业来说，实乃一大进步。此后，考试便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