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
经济基础是亚太各国安全和政府合法性赖以维系的重要保障，而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对亚太地区经济基础的冲击力并不亚于对该地区政治稳定的冲击。1996年9月，印度城市苏拉特爆发的大规模腹股沟腺炎和肺炎病疫造成旅游、贸易等方面的损失高达60亿美元。在疫情高峰期，世界许多国家禁止到南亚次大陆旅游，印度全国旅馆的入住率只有60％左右。1997年到1998年，泰国艾滋病疫情失控，劳动力损失、政府医疗支出和个人保费增加让泰国的经济损失高达25亿美元。还有2003年东南亚地区爆发的“非典”也对各国财政造成一连串影响。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2003年底，该地区总共损失近500亿美元。香港受影响最严重，总损失可达110亿美元。社会稳定从本质上说，传染病菌对亚太地区的社会秩序、社会机能和民众的社会心理也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了确保受难的人能得到更广泛的家庭般的照料，民众间建立起了相互扶助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基于共同语言的城乡互助网络系统”（want ok system）。但是人们因为对艾滋病的恐惧而耻于和艾滋病人有关联，社会生活中该系统受到严重扭曲。和其他遭受过大规模传染病侵袭的地区一样，经历过痛苦的传染病疫情之后，亚太地区民众精神上仍留有巨大创伤。许多调查表明，长时间处在卫生状况恶劣且病疫横流的环境中，会对人的心理造成持久影响。一些跟踪研究记录显示，经历过传染病的人会持续情绪极度紧张，他们想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很艰难。尤其是一些像鼠疫、艾滋病和麻风病这样容易让患者遭受歧视的传染病，更容易对人的心理造成阴影。
传染病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除了对民众健康、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传染性疾病对亚太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也造成巨大影响，这类影响既涉及特定国家内部也涉及国与国之间。前面提到的1994年9月苏拉特爆发的鼠疫平均每天造成10人死亡就是典型的例子。恐怖气氛漫布苏拉特，四天之内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逃离，由于害怕和对鼠疫缺乏正确的认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最基本的同情和关怀（对难民起码的关怀）荡然无存——大规模人员逃散使整个印度笼罩着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为控制紧张局势，德里政府不得不调派大批警力对苏拉特进行检疫隔离，且严防正接受住院治疗的鼠疫患者离开医院传播瘟疫。从战略意义上说，生物战争和生物恐怖主义会让传染病如虎添翼。从危险性、传染性和传播的速度方面看，生物武器的攻击能力都要远远超过传统武器和化学武器。过去几年中，亚洲对这方面的关注在渐渐加大，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1995年，东京遭受了奥姆真理教恐怖组织投放沙林毒气事件，让人至今心有余悸。虽然那次恐怖袭击中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一种特定的传染病病毒，但那是非传统武器第一次投入实际使用并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2）本·拉登公然宣称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他们在“圣战”中会使用核武器与生化武器。
（3）据悉，原教旨主义势力已经通过伊斯兰祈祷团渗透到东南亚各国。
（4）像朝鲜（2002年，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将朝鲜和伊朗、伊拉克一起并称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常常滋生事端的国家也许正加紧酝酿制造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计划。这些非防御性质的军事举措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如果发生大规模生物武器的袭击，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跟大多数传染病致病体通过自然的接触传染不同，大规模病毒或病菌一旦被蓄意释放出来，尤其是释放到没有接种疫苗的区域，一大群人就会集 中暴露在高浓度的传染病病毒中。仅仅几天的潜伏期过后，就会瞬间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这造成的不仅仅是大量人员伤亡和恐慌，整个社会的卫生体系和防御机制都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可能崩溃。
亚太地区疾病的安全化
亚太地区疾病安全化的程度如何，安全化理念又对该地区传染病的防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疾病安全化的程度
亚太各国都开始意识到了当今“微生物时代”存在的安全隐患，但是大多数国家对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认识和表达都还停留在传统安全层面。它们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安全层面，对潜藏的大量社会层面的威胁则关注很少。更具体地说，该地区的安全化仅仅关注到生物武器袭击可能造成的大规模传染病，而这只是众多传染病威胁的一个方面。在后“9·11”时代，这一偏见愈演愈烈。“9·11”之后，原教旨主义势力不仅渗透到了亚太地区，而且还跟东南亚原有的恐怖组织加强了供给保障等方面的合作。为应对这一威胁，亚太国家在疾病安全化过程中更加只关注可能发生的生物武器袭击。像2002年巴厘岛发生的空袭这类大规模的恐怖袭击都是要蓄意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另外，加上本·拉登声称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这些都使亚太地区愈加担忧可能遭受生物武器恐怖主义袭击。
从亚太地区的国内国际安全会议上热议的生物武器恐怖主义议题也可看出该地区对预防生物武器袭击的关注程度。特别是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等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共同的国家安全防卫体系，该体系专门制定了应对生物武器恐怖主义的机制。另外，像东盟、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政府多边论坛也在积极商讨如何应对生物武器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如何有效防止细菌生物技术扩散。
安全化理念对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影响
从上文对亚太地区安全化程度的描述可以看出，该地区对传染病传播的控制仍然停留在国家安全层面，收效甚微。因为正如本章所述，致病微生物带来的潜在威胁要远远超过这种褊狭的政治臆想和范式，会直接对该地区居民的健康、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亚太地区这一安全化现状在其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上表露无遗。绝大多数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认为疾病防治只是公共卫生问题，无关国家国际安全。这种态度很明显体现为以下三点：
（1）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艾滋病之类容易致人身体虚弱的传染病（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就现存的和潜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而言，这两国都相当于亚洲的南非）。
（2）亚太地区流行的风险——脆弱性评估体系仍然只关注军事战略上的威胁，无视变相的“软性”威胁。
（3）缺乏具有国防安全和情报背景的卫生医疗官员（除了专门应对生物武器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战争的官员）。
结语和假说
既然致病体自然传播给民众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生物武器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战争（根据假设，亚太地区将持续存在这样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亚太地区传染病全面安全化的失败呢？亚太地区失败的安全政策和定位反映出该地区决策机制的封闭特征。虽然很难对这种失败作出完全合情合理的准确阐释，但针对亚太地区的情况，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合理的假设。
第一，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常常会引起国际社会对某国政府行政能力和公共管理能力的关注，而这和亚太地区互不干涉内政的广泛共识背道而驰。第二，病毒大规模传播危害虽然严重，但不会对相关国家的战略安全产生直接影响。例如，从感染H IV病毒到患艾滋病再到死亡，这个周期会持续好多年。传染病造成的危害通常是滞后的，安全决策者感觉不到紧迫感，因而就会延缓决策制定和相应地资源配置。
第三，正如前文所述，“9·11”之后，各国对大规模传染病的关注主要围绕跨国伊斯兰恐怖组织及其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预防生物武器恐怖袭击（尤其是那些具有快速和大规模杀伤力的生物武器，如天花）就成为各国官员考虑的突出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疾病在安全化理念中的定位只是该地区恐怖威胁安全化的附属产品。
第四，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对威胁的认识在本质上太过保守。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操作任务，不愿意突破传统安全的界限。
第五，卫生官员和生物科学家这类知识群体本应该意识到传染病对国家稳定的破坏性，并且有义务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建议，但是在亚太地区，他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传染病带来的安全层面的挑战。相反，他们往往仅把目光集中在疾病的传染性、学理研究和疫苗的研发上，而这些并无益于决策者正确认识传染病带来的威胁。
当然，这种种解释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这类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已经促使决策者对疾病的态度有所变化。在新加坡，正是其国土安全部最终承担起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重任，并且在病毒的后续跟踪监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亚太地区以外的力量（包括美国、联合国和疾病控制中心等）一旦意识到新的或反复发生的传染病威胁，他们势必会对亚太地区施加压力，这些压力将有助于该地区建立全面的疾病安全化机制。尤其当区域性的传染病会发展成全球性病疫时，这些外权介入的可能性会更大。自从SARS病毒蔓延到加拿大和欧洲后，传染病防治的全球化趋势就显得尤为明显，一旦亚洲的禽流感也突变为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变体，这一趋势将更加突出。一旦传染病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会议上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不仅仅作为生物武器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战争的附属议题，亚太各国将面临一系列后续的挑战。原先各国职能部门仅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战略安全，但当前他们面临的挑战威胁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他们必须顺应这种变化作出调整。以前各司其职的国防、司法、情报、卫生、农业和环境等部门必须加强合作，协同应对多维度的挑战。
除此之外，亚太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各按所愿的决策原则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这样更有利于各国政府在探讨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疾病时采取一致行动。这要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敦促其成员国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生态领域的相互监查：（1）相关国家卫生检疫系统是否有效运转；（2）是否存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不利因素，可能引发大规模疾病；（3）相关政府是否严格遵守国际卫生惯例和规定。
亚太地区能否突破传统思维，取得上述进展，最终实现疾病安全化还有待观察。鉴于传染病可能从多种渠道威胁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所以，无论是为了制定出开明的公共政策，还是为了尽可能履行服务于民的职责，对于亚太各国政府而言，正确应对疾病威胁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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