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乔克
Peter Chalk
引言
环境恶化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常被人提及的问题，并且正日益影响亚太地区的完整性。但是新疾病和反复爆发的疾病的广泛传播正逐渐吸引更多的注意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香港爆发的广为人知的流行性感冒和21世纪初横扫中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的非典型肺炎（SARS）更加促使人们对疾病跨地区传播的关注。上述疾病传播的例子生动体现了致病体跨越国界传播是如此“轻松”，冲击了过去的区域、国家和国际稳定理念。虽然医学在飞速发展，但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对这些疾病仍然没有绝对免疫能力；恰恰相反，在当代的特定环境下，很多疾病更加有机可乘。
本章将从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地缘政治版图谈起，并且简略地讨论安全化这一概念的变迁和它与一般非传统安全评估的对应关系。接着，本章将阐述影响传染病在亚洲大规模传播的几个主要因素，同时还将重点突出致病体的本质特征和它们对个人、社区、国家和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程度。最后将分析亚太地区疾病的安全化措施的进程，并结合该地区对疾病威胁的整体管理来考量其安全化的效果。
后冷战时代安全性质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似乎预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稳定的时代即将到来。无论是政客、外交官还是学者们，都纷纷开始预言新世界秩序即将诞生，而且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更大程度上建立在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上的一个整合的国际体系。新体系一旦出现，国际稳定和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因素也将相应减少。
然而，著名的“灰色地带现象”（Gray Area Phenomena）理论又提出其他多方面的新挑战，人们对这些多方面的挑战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最初冷战结束带来的狂喜也逐渐冷却。在当前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具体而言，谁是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已经无法一目了然，这种可变性加剧了人们最初狂喜情绪的消退。新的世界秩序中，不稳定因素越来越来源不明，而种种暴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所谓的“弱者”实施的——他们采取暴力的目的不是表达自己的身份而是为了创造一种新身份。所以，只有当全世界的危险因素的增长总和降到传统战争威胁之下，国家间的冲突才可能有所减少。更直白地说，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版图，缺少了冷战时期世界东西方简单的线性两极分化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世界上再没有像苏联那样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国家——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相比较而言，新的世界格局无法像冷战时代那样简单地一分为二，这就导致冲突和安全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在评论当下国际战略环境时，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詹姆斯·沃尔赛（James Woolsey）这样说：“我们刚刚打死一条巨大的恶龙，但却发现我们正身处于无数条毒蛇的包围中。相对而言，恶龙的行迹更容易追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威胁，无论是贩毒、传染病传播、环境的恶化，还是恐怖主义，它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跨国界”。然而，这些威胁虽然穿越国界，但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举措又没有直接关系。诚然，当下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威胁几乎都不是来自某一个特定国家的直接军事侵略。相反，这些威胁往往是“没有外在敌人的威胁”，因为威胁的诱因是国家内部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由于国家利益争端引发的一国对另一国政治秩序的外在威胁。狭隘的实证政治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影响了国际政治很多年，现在要彻底弄清上述国际种种新的威胁带来的变化，则需要一种整体的而非简单线性的安全理念。传统的国家安全和稳定观念单纯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点在冷战时期国际上大规模的相互遏制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简单的安全理念已经不能适用于当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当前的安全问题虽然根植在某一国国境以内，但是其实质影响会超越国界，蔓延至全球，进而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所以，很显然，传统的那些以某敌对国为中心来制定安全策略的范式，并不能解决新世界格局下的新挑战。
哥本哈根学派和“安全化”理论
“安全化”概念很大程度上发端于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hagen School），并且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这一概念为正确理解当下国际局势的进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意义重大。根据此理论方法，现代安全可分为如下五个层面：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当某一类问题涉及以上安全领域的一个或多个层面，对某国民众的生存产生了威胁时，这个安全问题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关注。另外，因为安全并非一个预设的排他型的国家层面的术语，所以“安全化”理论是一个兼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且所指范围更广，也更具包容性的考量（评估）工具。“安全化”理论充实了将某一威胁被安全化过程的分析，丰富了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范式。首先，安全化的概念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安全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对象都有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单个国家、各个不同族群和村落，最终再到个人。通过人们的言语行为这一主要媒介可以获知这些主体面临的具体威胁，这一过程可能会给相关领导阶层带来政治上的获益（例如借打击恐怖主义的名号打压国内合法的反对声音）。其次，安全化本身也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安全问题所在领域的内在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挑战（有暂时的、长期的、复杂的、简单的、严重的，还可能是滞后的）。此外，权力的分化（国内和国际），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特性，还有各区域和国际间种种制度规范都会影响安全化进程。另外，安全化主体对安全化效果的评判褒贬不一，它们的态度既可能相互抵触，也可能相互接受，既可能是临时采纳，也可能会将安全化机制彻底制度化。安全化主体的不同态度又会相应地影响安全政策的制定。“安全化”模式和传统安全理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安全化过程中所要分析的客体不是某个预设的国家，而且安全化的主要目标也不仅仅强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还强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和民众个体的生存质量（当然，这多重目标相互间也并非完全独立）。 第二，传统安全理念强调国家之间有组织有预谋的军事暴力，认为这些军事暴力才是对国际和各国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与此不同的是，当下的“安全化”理论重点着眼于事先无组织无预谋的骚乱，认为这类骚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和各国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且任何不利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这样的骚乱。最后，传统安全理念认为国家之间是互为竞争者的关系，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零和的。但新型安全化理论认为个人或国家之间合作的结果是开放的，这些合作可能会让所有人都有所收益（绝对收益）。
传统安全安全化
主体国家国际社会，聚居族群，个人主要安全目标国家稳定和领土完整全球，国家和民间社会稳定主要安全威胁国家间互动模式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竞争，零和无序随机的骚乱合作，共赢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传统安全和安全化理论也有一个显著共同点：两者都力求使当事安全主体对危险的抵御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虽然传统安全理念和安全化理论在具体表述威胁的来源及其本质时有所差别，但两者都强调采取积极措施以尽量防止威胁导致的不良影响。
疾病和安全化
在当下日益变化的环境下，疾病的跨国传播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虽然病毒和细菌与人类生命一样古老，而且现代科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就其本质和严重性而言，这些具有传染性的致病微生物带来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致命疾病相继爆发，例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伊波拉（Ebola）、变种亚急性海绵状脑病（CreutzfeldtJakob）和近几年刚刚出现的非典型肺炎（SARS）等。除此之外，一些发生过的但被认为近几十年都不会再反弹的传染病也重新爆发了，而且很多病菌都带有很强的抗药性。
传染病跨国传播已经上升为安全层面的挑战。得出这一论断的原因很简单：疾病跨国传播已经对国际秩序和国家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还影响个人在更广阔的环境中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日益增多的致病体不但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如果放任其传播，它们还会进一步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1）打击民众对政府应对能力的信心；（2）阻碍经济发展；（3）破坏一个政体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构架；（4）助长区域间的紧张气氛和不信任；（5）长此以往，将滋生生物恐怖主义（BT）和生物战争（BW），从而严重破坏现有的区域、国际秩序稳定。
亚太地区的疾病传播状况
亚太地区和世界许多地区一样受到新型疾病和反复爆发传染病的严重影响。困扰亚太地区的传染病，如结核病、疟疾、痢疾、霍乱和伤寒都由来已久；除此之外，亚太地区也受到一些破坏性极强的新型致病体的侵袭，其中包括艾滋病病毒和非典型肺炎。
这些疾病爆发和其后续得以大范围传播的根本原因很复杂，而且涉及面很广。但可以确定的是，与如下几个因素密不可分：全球化、现代医疗措施、飞速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环境恶化，还有社会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下面将逐一讨论这几种“疾病危害催化剂”。
全球化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已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新高。据估计，每年乘商务航班往返世界各国的人已经超过5亿人次——地球上已经不存在无法到达的角落。这一趋势众所周知，显然没必要用具体的数据加以佐证，但是日益增多的传染病爆发和大规模传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则需要进一步阐明。
首先，在商业领域，全球范围内的牲畜运输越来越频繁，这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别国的动物疾病，而这些疾病随即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亚太地区地处东西方交汇处，而且独占全球农产品贸易市场近20％的份额，所以亚太地区类似疾病泛滥，受牲畜运输影响尤甚。1997年中国南部 爆发了大规模H5N1型流感病毒（也称禽流感）。中国这次发生禽流感的直接原因就是运售了源于香港的受污染家禽。另外，1998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爆发的尼帕病毒（Nipah Virus）具有同样的启示性。尼帕病毒夺走了117人的生命，其病源为来自马来西亚森美兰省（NeGriSeMbilan）的生猪加工业。另外，更直接的一点就是，发达的现代空中交通助长了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疾病的交互传染。无论是已经感染疾病还是体内潜伏某种疾病的旅客都能迅速地将一种地方性致病体从其始发地迅速带入该疾病尚未蔓延到的地方。2003年非典型肺炎通过新加坡、河内、台湾、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主要机场迅速蔓延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2003年末，乘飞机从这几个主要城市来的旅客都要接受严格的体检和询查。世界卫生组织（WHO）还特别在始于或途经这几个枢纽城市的飞行航线图上标示出疾病发生标志。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说：
在当今这个飞机旅行时代，一个人身上潜伏着某种疾病……可以登上飞机，飞行12000英里，顺利通过海关和移民检查局，再搭乘某国内的交通工具到达远方的目的地，即便如此，再过好几天，他身上仍然看不到丝毫症状，而在他引起关注时他已经传染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