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拉尔夫·埃莫斯
Mely Callabero‐Anthony and Ralf Emmers
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领域被大大地重新定义了。“安全”这个词本身也变成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其传统的定义受到质疑，该概念也成为多种解释的对象。传统上，“安全”被限定为国家间军事领域的问题。与之相比，现在安全的指涉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国家以及防御其受到军事攻击，还包括了社会和人类全体。相应地，传染病、环境恶化、走私非法毒品、贩卖人口都被学界认为是具有安全含义并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这些非军事的担忧被安全研究的文献归类为非传统安全（NTS）挑战。
学术界讨论的重新定义与扩大安全概念也得益于安全研究领域新的安全概念的提出。在亚洲，“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成为部分新发展出来的安全词汇。另外，“人的安全”的思想强调了个人与社区的威胁与不安全，为重新思考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该思想在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了更多的回应和接受度。
同时，政府、决策团体和市民社会成员也倾向于跟学术界一样重新定义安全问题，把大量的国家和跨国家的问题作为安全问题来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被政界认识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也对相应社会与个人构成了威胁。决策圈内的这些进步也出现在亚洲，表明该区域目前面临越来越重要的各种安全挑战。仅仅在最近十年，亚洲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重要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非典型肺炎（SARS）和禽流感、国际恐怖主义，以及2004年的海啸。
本书不仅仅反映了当前安全概念的变化趋势，也是对亚洲安全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的组成部分。亚洲非传统安全作为防御与战略研究所申请的福特基金会研究项目之一，对该地区出现的非传统挑战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本书提供的概念框架超越了介绍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实例，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如何出现与为何出现的复杂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人定义与应对的。它把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并使之得以应用，使大家理解如何认识和管理亚洲非传统安全问题。
另外，本书也研究了非法移民、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各种跨国犯罪如海盗、贩毒和武器走私，还有贫困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过程。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各章强调了一系列的突出问题，包括在促进或阻碍非传统安全进程方面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人的角色、国内政治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安全化的影响，最后是不同的安全概念的相互作用——民族／国家安全、综合安全和人的安全以及它们与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的关系。
分析框架
超越哥本哈根学派有关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理论？
为了理解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动力系统（dy namics），本书从哥本哈根学派创设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概念开始讨论，并有所完善。安全化／去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冲突与和平研究所提出的。其代表性著作是由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杰普·德·王尔德（Jaap de Wilde）和其他人共同完成的。虽然在这些学者中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但是这一学派还是发展了一些实质的用来重新思考安全问题的概念体系。另外，哥本哈根学派在拓宽安全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贡献不仅包括提出了新的安全指涉对象（除国家之外），并且提供了一种界定安全及某一事件如何、何时被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的分析框架。
在《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布赞、维夫和王尔德阐释了安全“是当一种问题被呈现为对一个指明的指涉对象存在的潜在威胁（传统上指的是国家，包括政府、领土和社会，当然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它涉及到生存问题。哥本哈根学派界定了五种安全的类型（军事的、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安全），每一类型的动因是由安全化行为体和相关指涉对象所决定的。前者被定义为“通过阐述宣布某种事态而使问题安全化的行为主体，例如一个指涉对象，存在着威胁”，并且可以被诸如“政治领袖、政府机构、游说议员者和压力集团感知预期到的事态”。指涉对象是“那些存在威胁并合法宣称生存权的行为体”。指涉对象可以是国家（军事安全）、国家主权或者意识形态（政治安全）、国民经济（经济安全）、集体共识（社会安全）、物种和栖息地（环境安全）。关键的问题在于，“安全”是否可以被扩大到含有五大类别而不使其失去中心内涵的一致性。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模型解决。他们指出，任何一个特有和具体的问题都可以被非政治化、政治化或者是安全化。当某一事件没有被国家着重强调，且没有被引入公共讨论时，它就是非政治化的。而当一个事件被纳入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或者是需要政府出面来定夺与分配资源时，抑或是更独特的，需要一些其他形式的社会管理，它就是政治化了的。
最后，一个政治上的关注可以通过安全化的过程和方法而被安全化，后者指的是一个“把问题塑造为安全化问题”的过程。安全化“是一种促使政治超越既定规则的博弈和运动。它把问题塑造成为一种要么是属于某一特殊政治类型的，要么是高于政治之上的”，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更终极的政治化”。去安全化，从另一方面看，指的是相反的过程，它涉及到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转变到政治领域的一般性的商谈过程。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言语行为”（speechact）在安全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言语行为涉及表征某一类事件对安全存在威胁。安全化行为主体运用言语行为来将一个问题用安全术语表达，并且说服有关受众认识到存在有迅疾的危险。这种采用安全术语的表达为动员民意提供了条件，并为安全化行为主体动员国家力量和超越传统规则束缚创造了权利。重要的是，安全上的关注必须要被宣扬和表述为存在的威胁。这条重要的标准使得哥本哈根学派能够将对安全的理解与生存的问题联系起来。
哥本哈根学派依靠两阶段的安全化过程来解释一个事件怎样以及何时被接受和理解，并作为对安全存在威胁的阐释。除了对言语行为的应用外，安全化的行动只有在安全化主体成功地说服某一特定受众（意见领袖、政治家、军队官员和其他精英）相信指涉对象存在一定的安全威胁时才是成功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什么才能构成威胁是一个主观问题，取决于对安全威胁的共同理解。安全化因此指的是对某些现象、某一类人或某一实体作为潜在威胁及所应采取应急措施的归类及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应用于应对威胁的“标准”的政治程序就不再被视为能够胜任了，而应该采取超常规的做法。由于事态的紧急性，选民与支持者们就能够允许那些游离于正常政治程序范围之外的应对措施。不过，哥本哈根学派指出，安全化行动的成功运用并非取决于采用和执行类似的超乎常规的行动。
简而言之，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下述几个问题：
倡谁和什么将成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它可以是那些拥有事实来宣称因自身受到威胁而求生存的个人、群体（难民、践踏人权而产生的受害者等等）和一些议题领域（国家主权、环境、经济等等）。
倡谁是安全化的行为主体？它可以是政府、政治上层集团、军队和市民社会——他们通过宣称对某一特定指涉对象存在威胁来将一个事件安全化。
倡相反，什么是去安全化行为主体？那些将问题重塑为不再存在威胁，因此便将其由安全化领域转变至普通公共领域的范畴。
倡那么，安全化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这将问题聚焦到安全化主体如何使用“安全语言”（言语行为）使一个特定受众群体确信威胁存在的自然状态。当相关受众确信指涉对象存在威胁时，安全化的行为就完成了。
安全化模型的局限性
虽然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安全术语如何以及能够框定议题的系统框架，我们还是发现了这个模型的四个不足之处。首先，哥本哈根学派告诉我们，是谁把议题安全化和安全化过程是怎么产生的，但并没有强调安全化过程为何会发生。作为回应，我们确认了促使安全化行为主体用安全术语阐释一个事件的动机。于是，重要的是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议题会被安全化？每一个安全化的行动都会涉及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一系列的目的和动机可以解释一个安全化行为。安全化将紧迫性注入一个议题，并引起政治支持上的动员和实施。另一方面，去安全化可能因牵连安全化的风险而有所收益。政治和军事的上层集团可以利用安全化行为来减少公民的自由，限制某国国内政治机构的影响或者是增加军费预算。举例来说，安全化可能会加强军事力量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削弱新生的民主国家的文职官员的权威。不过，通过使某一议题去安全化，则可以避免这类严重的风险。
本书中所强调的第二个不足是安全化理论在经验研究上的不足。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一种对安全研究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路径，而不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经验主义的研究上。从而产生的后果是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动因在经验上理解得不够成熟。我们认为，安全化模型应该由更多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来充实，同时应该通过对研究所得调研结果的考量来修正。例如，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指标就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虽然其对于安全和议题的解释包含有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机制，但是我们如何知道一个议题什么时候被安全化了？在强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指出，一些指标是可以被认知的。本书的贡献就在于寻找并发展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指标，同时去确定一个可以超越“言语行为”的机制。
第三个局限性是哥本哈根学派过于倾向欧洲中心论。它关于安全化的理念基本上是基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的。与之相对比的是，本书将安全化的模型应用到了亚洲的大背景下，并由此从概念和实践上检验了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如何运作的。为达到此目的，本书的作者将安全化的概念框架应用到亚洲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各种案例研究中。
最后，哥本哈根学派没有特别关注对安全化和去安全化政策的有效性评估。同时，他们对于安全化过程的意外结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本书从经验研究上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政策更有效地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程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尝试着将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向政策分析和建议上靠拢。对于该过程更成熟的理解有助于那些实践者制定出更为有效的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策略。不过，我们的实证研究同时也指出，对议题安全化并不一定能够对解决该问题有所贡献。相反，去安全化相对来讲会是更有效的路径。
安全化模式的完善：应用与操作化
为了分析亚洲正在增长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我们创建了一套调查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行为的方法。我们从哥本哈根学派和它的安全化模型出发，完善后的框架包含对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它涉及“为什么”和“怎么样”安全化和去安全化之类的问题，并还要确定促成这一类过程的催化剂和动机。由于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要从哥本哈根学派的欧洲中心说转换出来，并要检验其在亚洲范围内的应用，所以开始了这项聚焦于亚洲安全问题的性质的项目，并通过强调出现的安全问题来检验那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采用下述步骤修订了安全化理论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