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衢州地区的城市得到扩展，市镇也随之得以较快发展。南宋时期，衢州共有18个市镇。与其他地区一样，市镇作为乡村经济中心地，聚集了较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但是，我们在将这些市镇的工商业与同期两浙路其他地区市镇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其工商业水平就显得相对落后。在当时的江南市镇中，衢州与婺州、江宁府一样，地处丘陵、山区和内陆平原，交通虽较发达，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则相对有限，由此呈现出州级城市较为发达，而市镇发展较为缓慢的状况。
据研究整理，熙宁十年（1077），两浙路年商税额在1000贯以上的市镇共有29处。草市、镇税额在所在州府总税额中所占的比重，浙西地区的秀州为30%，杭州为29.4%，润州为16%，苏州为15.8%，常州为15.4%，湖州为12.4%，均在10%以上；浙东除越州和温州分别为18.2%和14.8%外，其他各州均不到10%，特别是婺、衢、处三州，平均只有2.7%。不仅如此，各市镇之间的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当时衢州设有税务的4个市镇，年商税额均在1000贯以下，最少的安仁镇仅74贯。仍以熙宁十年的商税为例，市镇间最高额与最低额之比例竟高达10.6倍。
（二）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发展
明清时期，衢州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丝、麻、茶、橘和纸张的产量不断增加。光绪年间（1875—1908），樟树潭一带就出现了经营木材的“木行”。开化木材、木商在杭州江干占有特殊地位和优势。当时，江干专营木材的过塘行就达10余家。到民国初年，开化人在杭州设立的规模较大的木行就有3家，即洽记木行、同大木行和祥泰木行。民国《衢县志·食货》载：“大洲为小南乡第一大镇，百货骈集，纸为大宗。”
但在明代，西安县的经济尤其是商品流通，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十分发达，“邑中商家屈指不过数人，亦止于会城，一岁三数往返而已”。这种情况一直到清中叶才有所改观，“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于是南北货物多集散于此，往来旅客商贾甚多，人口也随之增多。嘉庆《西安县志》如此描绘：“户口日增，闾阖栉比，旧志所传有茫然不知厥此者。”衢州城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典当巷、染坊巷、酱坊巷、小盐仓巷、大盐仓、裱褙巷、馒头巷、柑蔗巷等特色鲜明的工商业街巷也随之形成。
市镇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发展，其突出特点是诸多专业性市镇的出现。如西安县的樟树潭镇居“水道交通要隘，为林商贸易集合所”，有“水上小上海”之美誉；航埠素以种橘和经商闻名遐迩。徐霞客曾写文颂橘：“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橘奴千树，筐篚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杜泽则有“千户烟灶万个丁”之称，明嘉靖时就成为大镇，商贾众多，行商者以徽州人为多。清嘉庆元年（1796），杜泽建立了徽州会馆。
龙游县湖镇的商业，在民国时期举足轻重。早在汉代就已有富甲一方聚落的湖镇，明清时期手工业作坊及商业十分活跃，故有“金三角”之美誉。溪口盛产竹子，明清以来造纸业发展很快，“以溪口村为荟萃之区，故其村之繁盛，乃倍于城市焉”。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及其影响，“龙游商帮”的形成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龙游商帮“包括衢州府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和金华府兰溪县等……商人”，因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营手段最为高明而命名。明中叶尤其是万历以来，龙游人“往往糊口四方”，“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所以有“钻天洞庭遍地龙游”之称。
江山县清湖的商业地位也曾在县城之上。民国20年（1931）所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清湖镇，在浙江江山县南十五里，为浙闽要会。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官置浮梁，以济行旅。商务为全县中心，繁盛胜于县城。江西玉山、广丰两县，旧皆在此办货。”正因为如此，在清时，“从衢入闽者，走常山达玉山之路，改从清湖码头上陆，走仙霞岭路，航运船只日益增多。外地经商者，纷纷至清湖驻足经商”。
常山县的白石镇内故迹曹会关，筑有城墙，地势险要，是通往赣、皖、闽三省的必经之路。始建于宋朝的芳村，有常山至徽州、严州的古道经过，自古客商云集，繁华无比，享有“商埠”之美誉。球川历史悠久，因朱熹诗名“山环成球，水流成川”而得名，因朱熹“山列锦屏秀，水流翰墨香”的名句而闻名遐迩，为赣、浙两省交界之地。
开化县的华埠镇始建于唐天祐元年（904），自古客商云集，繁华无比，素有浙西“小上海”之美称。民国时期，华埠成为开化县的商业中心，是著名的土特产集散地，其商业地位在县城之上。“华埠官话”的形成，是此期开化县乃至衢州地区商业发展和市镇繁荣的典型代表。华埠在历史上作为繁华的商埠，商贾云集，八方荟萃，是通往江西的窗口。一条干线通往玉山，一条干线通往婺源。江西话接近官话，由于交流的需要，华埠话逐渐向官话靠拢。当然，华埠官话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方言聚集华埠，由于交流、沟通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华埠官话。华埠官话中主要包含有徽语、赣语、闽南语（福建腔）、严州话（船上话）、新安江话（包括淳安话和遂安话）。
四、经济发展环境与人们的文化观念
尽管衢州农业及工商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时期，但与两浙路的苏、湖、常等地相比较，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百姓并不富裕，“念衢五县，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耕者少则禾稼亦少。常山孔道，农尽为夫。开化僻壤，山多田少。惟江山之米颇多，可以转济常、开二县”。直至清代，常山县依然是“一邑之产不足一邑之用，匪值盐布为然，虽米、谷、豆、麦之类，苟非江、玉、西安通氽，则终岁饥馑者十家而七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农业经济地位突出，商品经济先天不足。由于该地区山地和丘陵多、平原少，农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自然经济特点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个别情况下甚至不能自足，“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盖全仰苏、秀等州商旅贩运以足官私之用”。开化“田少地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为生”。在这种经济形态之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受到很大限制，从而形成不良循环。天启《衢州府志》载：“凡地丁钱粮，以及民生日用衣食之需，皆取资米谷，地方穷苦，财路不通。故岁凶有谷荒之病，而岁丰则有钱荒之忧……农商不得相易，彼有余财不能得米，此有余粟不能得财，产户不能完粮，小民不得食力。”因此，该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其农产品虽然多种多样，但以农产品为基础的手工业规模却十分有限，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支配地位的手工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区域性专业市场的先天不足，特色也就不够明显，缺乏市场竞争力。明清之后虽然形成了一些相对具有特色的专业化市镇，但其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具有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
二是受交通兴衰的严重影响。古代衢州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时重要且相对发达的交通，如“常山邑全浙上游，其地界七闽三楚，舟车之所绾毂，富商巨贾万货之所走趋，钱塘之水实滥觞焉”。但是，“商品转运市镇以流通性商业为特色，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或流通方向有变，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处于钱塘江上游的衢州，“往来严、婺、衢、徽州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浙东西山僻州郡，贾商运盐，比之水运，剩费脚耗，依立定省则外，乞更少增之。衢七斤，婺、睦、处各五斤，山僻县每百斤增加三斤”。尤其是近代交通兴起后，衢州的交通优势更为减弱，其劣势则因生态破坏等因素而日益显现。铁路、公路相继开通后，水上运输转为陆路运输为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过傤行，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就制约了贸易的发展，因而极大地影响了衢州经济的发展。
三是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文化观念。衢州处于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的金衢盆地，虽然一再用“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咙，通宣歙之声势”、“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所辐辏”描绘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特性所造成的“盆地意识”，使衢州终究未能避免政治和经济边缘化（至少是准边缘化）的趋势。地域的封闭性、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同时，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经济，其基本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如前文所述，衢州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古代农业的发展极为有利。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易使人们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从总体上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能够满足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在较大程度上使衢州人失去了“穷则思变”的内驱力，相反，“衢州世代僻居浙西南一隅，加之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形成了衢州人安逸有余而激情不足的性格。衢州人缺乏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骨子里还是一种小富即安的小农心态”。
第二节区域内的人文风貌
正如俗话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衢州深受吴越文化影响，“衢本吴越境，居广谷大川之间，风土朴野，民俗湻厐”。六朝之前，吴越尚武逞勇的风气一直很盛，“吴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从东晋以后，由于士族精神与书生气质的影响，吴越地区逐渐形成喜好文学、重道尚贤的谦谦士风和义以当先、果敢悍直的尚武之风。
一、俗尚文学，贤才辈出
一位唐代地方官员曾作过如此评论：“吴越地卑，而此方独高，居者无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丽且清，俗尚文学，有古遗风。”地处吴越的衢州地区则由于“地介偏陬”，“溯汉迄唐，人材索寞”。尽管如此，衢州也先后涌现出郑灼等一批笃志好学之士。郑灼，生于南北朝，“性精勤，尤明三《礼》”，“幼而聪敏，立志儒学，少授业于皇侃”，“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诵读，其笃志如此”。唐宋以来，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由于学校、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加之族学受到普遍重视，浙西南地区崇文之风日趋浓厚，于是“名贤辈出，磊落英多”。宋代刘牧“生而明敏”，以范仲淹为师，著有《易解》与《易象钩隐图》三卷，卒后王安石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徐霖“研精六经之奥，探赜先儒心传之要”，曾“为学者讲道”，“听者三千余人”，可见其影响之大。其学识之丰富、涵养之深厚，见诸于《徐霖遗稿》50卷、《春山文集》20卷、《太极图说》及《中原音韵注释》等著述之中。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师徐存，曾师从理学家杨时，为程颐再传弟子，“隐居教授，执经门下者千余人……门人如同县周贲、周孚、柴卫，西安郑雍、陆律，常山江泳，皆著名当时”，朱熹“相与讲明理学，敬服之”。徐存著述颇丰，主要有《六经讲义》《中庸解》《论语解》《孟子解》《潜心室铭》等。朱熹在徐存死后曾作诗吊唁：“不到南塘久，重来二十年，山如龟背厚，地与马鞍连。徐子旧书址，毛公新墓田，青松似相识，无语独凄然。”徐晋卿“精于韬略”，著有《春秋·左传类对赋》。郑道“不诡随于流俗……潇洒不羁，常芒鞋竹杖葛巾野服，携童仆逍遥于山水之间，人咸羡其为神仙中人”，曾“与毛幵、范进筑精舍于梅岩，深究《易》理，士大夫就访无虚日”，其遗稿《碧川濯缨录》“为世称重”。郑若于“绍熙初，以上舍登进士，唯以学不及人为耻”，“无心闻达，益肆探讨于圣贤之学”，著述主要有《春秋麟笔》《心断诗学摘葩录》《周礼疑误解》《书经折中》《中庸诚明说》等。孔氏南宗后裔孔元龙“年逾九十犹手不释卷，有《柯山论语讲义》《鲁樵集》”。
在元代，江南儒士无疑是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儒士笔耕不辍，如开化吾邱衍“隐居求志，好古博学”，“善精篆，书以石鼓当代独步，兼通音律”，其著述相当丰厚，地位颇高，可谓著作等身，主要有《尚书要略》《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谱》《重正卦气》《楚史梼杌》《晋文春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