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IS FOR CGX
这不是为陈冠希辩护的文章。但在全体香港市民对抗陈冠希之际，我们必须检视他和他的相片是否也是一种催化剂。他和他的相片如果出现在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社会下，自必有不同后遗。如果是中东国家，则不可能被印成人手一本的照片集。如果是欧美，也不可能在照片版权仍未澄清属谁便被媒体抢闸用来谋利。如此两个例子，是已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对事件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又接受平面媒体以公众有知情权的名义来剥削一众受害人，包括陈冠希。
陈冠希拍摄这些相片是否不道德和他在事件中有没有受到剥削两件事情不应混为一谈。但大众对待事件的态度一直有被媒体操弄之嫌，多少印证了香港人喜欢谈论却不擅长思考。只是未经思辨的逻辑又怎能成为将人入罪的控诉？是否因为随便谈论别人不容易被追究责任，我们才肆无忌惮人云亦云？
责任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一个社会出现这么多无从理清头绪的“问题”，作为其中一分子，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
Y IS FORY-ME
任何人都会在发生不幸时问“何必偏偏选中我？”。陈冠希和一众受害人却较难在今次事件中有此一问，因为答案太简单了：“名人”在光，任何时刻都会更易被选中。
但是除了实际的被选中，也有另一层面的“避无可避”：有财富、有地位的人原来一样要面对“成长”的磨难和痛苦。甚至，愈是拥有某些特权的人愈让我们看见磨难与痛苦的加倍。如果真要让年轻人在今次事件中得到启发——谁说成年人不需要？——它可能就是如何才能在众声喧哗，却没有几多不同想法和看法的社会中找到能够让我们独立思考的空间。
Z IS FOR ZZZZ？？
下午五时提笔，清晨七时完稿，还可以睡一个两小时的觉。
2008年2月15日
明哥和黎达达荣的“浪漫西游记”
当我在著名作家迈克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读到黄耀明（是的，明哥）和漫画家黎达达荣被狗仔队拍到的二人“浪漫西游记”——深夜结伴在港岛西环区出入，我的实时反应实在不知好气还是好笑。迈克倒是一贯俏皮：“相识几十年，临老忽然挞着，当街当巷表演罗曼蒂克——哈哈哈，如果真有其事，我明天即刻挽住林奕华进教堂以作示威！”上述当然只是谈笑用兵，下文才是拳拳到肉：“在传媒的字典，从来没有‘朋友’这两个简单的字，再普通的交往，一经渲染就七彩缤纷。”
传媒——不，该说“小报文化”——专爱把各式名人互相配对的游戏，其荒诞可笑与荒谬绝伦，早已发展成著名民间故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当今现实之所以媲美民间传奇，皆因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因为心急而狼狈，因为“猴擒”而错误百出。那么在心急而猴擒地随便把两个名字凑在一起继而咬定名字的主人是鸳鸯，是比翼鸟的心态背后，到底反映了我们欠缺什么？
是恋爱？浪漫？
我认为都不是，却是一种对于成长、成熟的渴望，偏又被周围环境抑压得只能永远像个小孩子般活着。什么抑压？就是“个性”，包含着对自己作为个体的肯定，例如敢于对选择作出承担；还有对于性态度上的自觉，即是不需要别人告诉自己怎样才叫正确与不正确。
大家一起玩的“乱点鸳鸯谱”，情况一如小学时期男女同学之间最爱玩，也最常玩的游戏。在约八岁到十二岁的人生阶段，正好是对异性产生抗拒但又渴望被认同的开始，学校是小孩的“社会”，所以同学之间最喜欢把这种心理背后的恐惧，转移到编派谁对谁有兴趣，以至谁和谁有“景轰”（私情、暧昧、古怪）的“告密”和“散播传闻”的热衷上。“告密”是把想象出来的绯闻诉诸权威，误以为可借级主任以惩处方式将男女同学分开来以抑压自己心中的不安、焦躁。“散播传闻”乍看只是为了取笑别人，其实透过群众力量抑压别人来抑压自己才是真正目的。
谁会想到今天的大众在找寻茶余饭后的话题时，竟会以小学生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为基础？黄耀明和黎达达荣这两个任何人也不会以“浪漫”来撮合的名字，就是因为身处全民小学生心智化的社会里，便要接受不知名同学的“告发”；更糟的是，散播这些风言风语的人也心知肚明他们不是什么“拖友”，只不过为了报纸上今天少了一点酸辣，黄与黎便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2007年2月14日
谁和谁真的在一起
《纽约时报》当然不只是一份报章，就像香港的许多平面媒体现在也有影像讯息，以增加——主要是八卦新闻的实时性与临场感。这些也被命名为“频道”的网站，最常见的是镜头山摇地动——狗仔队要偷袭、突击在公众场所出没的名人明星，十次有九次都是边走边拍。曾经，我以为画面不清不楚就是真实感，后来才醒觉它的更大作用，原来是方便“造马（假）”。谁叫自己竟也有幸成为这种报道的一位当事人？
话说有次与郑裕玲小姐茶聚，闲话家常之际，郑小姐忽然脸色一沉：“又拍啦又拍啦！”我才回头一看究竟，“咔嚓”一声，两个老朋友的“约会”便被定格在“新恋情”的标题下。她是身经百战，嘴上说“我都预咗嚟IFC一定会被跟拍？嘞，就系不记得提议改地方”，但当记者一围而上，郑小姐还是有问有答，笑容可掬地对那说好了不入电梯但又跟到地库停车场的人说：“仲跟？唔好跟啦，冇地方去啦……”
我才恍然，狗仔队其实心里有数这不是什么“绯闻”，但当唯有捉奸捉双才有市场，传媒就只能顺应地把镜头摇晃一点，拍摄角度隐蔽一点，看上去自然什么都辛辣一点。所以，我的一位造型师朋友K先生，才会这一日陪张艾嘉与儿子奥斯卡逛街时被派遣了“张艾嘉老公”的角色，换一日与何韵诗把臂同游，又成了把何小姐“由孪拗直”的“翻版胡军”男朋友。
乱点鸳鸯成了家常便饭，看多了恐怕对谁跟谁在一起再没感觉。就在这时候让我发现了《纽约时报》多姿多采的视频网页中，除了世界大事文化艺术衣食住行设计建筑的影片应有尽有外，还在“格调”一栏下有着十分温馨的项目，名叫“宣誓”（VOWS）：让新婚燕尔的男女在镜头前，细说缘份如何把他们“绑在一起”（TIED THE KNOTS）！
片短情长，三分钟明明幸福满档，我们却难免贪婪地要给新人再添祝福——以莞尔和羡慕。看着看着便上瘾的，当然也是“八卦”，但起码《纽约时报》没有把我们对关系的憧憬谋杀掉。
2010年3月29日
HIJACK刘德华
刘德华是否到了要给朱丽倩“名分”的时候？刘德华应不应该“现身”拜祭朱父以示孝道？此间成了席卷华人世界的热门话题。如果不是早过了今年的考试季节，这些问题说不准已被各地考试局借来测验莘莘学子的“伦理价值观”！
但，当刘德华是“刘德华”，多重身份的他，真能让我们非黑即白地界定他的出席/缺席孰对孰错吗？媒体藉此刻得到“网民”与大马市民猛烈抨击的助阵，近乎不假思索便把头七才现身以“大马女婿”（身份）到新坟拜祭的刘先生写成是“要补镬挽回民心”，不要说当事人，我看了也只能报以苦笑。
如果你是刘德华，是否一定在“外父”出殡当日便“大大方方”站出来？是的话，你会怎样面对随时过百的镜头、麦克风，和手持这些搵食工具向你汹涌而来的人山人海？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发问”，你是刘德华也不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打烂沙锅问到底。但保持缄默又会造成另一个不可控制的局面：问题的矛头指向朱家的其他成员怎么办？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到最后，任谁是刘先生，都会作出“不宜出席”的决定吧——理由不外乎是避免一种乱状的发生：HIJACK（ING）。
HIJACK（ING）不见得只有在飞机或任何交通工具上才能上演。而“胁持人质”在电影与现实中的最大分别，是现实中不见得一定要有架在别人脖子上的刀枪剑；“人质”也不一定是胁持对象，有时候，某个他想全盘控制的情境才是。古语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放在眼下就是很多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处境——把同一句话倒过来：“挟群众以令艺人”。
以刘德华该不该“站出来”（COME OUT）参加“外父”丧礼为例，刘先生最要担心，以至后来以缺席来避免的，该是基于媒体对他和朱丽倩关系的兴趣一定大于对死者和家属的尊重，而让丧礼应有的庄严气氛彻底被八卦（无聊）所推倒。“你们有注册吗？”“是否已有小孩？几岁？”“小孩怎样看待父亲是刘德华？”“听说之前准备摆酒？”“朱老先生会不会很遗憾？”“将会在百日内行礼冲喜吗？”……当这些无关哀悼的问题此起彼落响起，刘先生、朱家家人，以及最重要的朱老先生，便是被HIJACKED了——丧礼的主角和纪念他的这个仪式有何“意义”，变相是由媒体决定。
问题是，少有人会觉得这种“胁持”有何不妥——“刘德华是公众人物”是最常被合理化的“理由”。但当刘先生用“缺席”来令公众人物的“他”没有出现时，媒体又鼓吹以“伦理道德”之名要刘现身——即“承认已婚”——来合乎“公众期望”。换言之，“挟持‘社会利益’令刘德华廿多年来的‘婚姻之谜’水落石出”的这一役，来到这一个回合的“胜利者”，到底不是刘先生。
事到如今，时光不可能倒流，否则在丧礼之前，刘先生或可考虑先公开婚姻状况，再以女婿身份提出请媒体尊重逝者的要求，然后“大大方方”出席丧礼。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效消减后来媒体把丧礼“演变”成类似《溏心风暴》之类肥皂剧中常见的大阵仗？
无论如何，历史将如是记载：“二〇〇九年，刘德华与朱丽倩的夫妻关系，终因女方父亲病逝而曝光。”
2009年8月25日
解说香港流行文化的十大基因
任何事情它之所以流行，就因为它能够针对到人的劣根性。所以一切有关流行的东西，其实就是能够满足你自己的一些欠缺的东西——你看着别人在做你想做但是做不来的事情，从而得到了一种投射、投影的满足。所以流行它本身，你就可以说，是反映了社会的某一些欠缺。因为如果大家都做得到，或许大家都不稀罕，它就不可能流行。所以我们来看看，香港最流行的是什么。
我曾经想过要写一本书，就叫香港普及文化的十大基因。那些GENE是什么。也许就离不开我以下所说的一些。
一·金庸
没有金庸，留学生都死掉了。在香港的好多留学生特别是男生，他一辈子看过的书就是金庸。那金庸究竟提供给他们什么呢？就是说他什么书都不看，就看金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里面有FANTASY，幻想。因为里面都是小人物怎么变成大英雄再变回小人物，韦小宝就是这样嘛。所以，《鹿鼎记》作为金庸最后一本作品其实是很有值得研究的意义的，因为从乔峰到韦小宝，这标志了金庸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一个转变——不再相信英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很值得做的题目。因为金庸非常明白香港文化，所以他用了香港男人作为韦小宝的一个原型。而以前乔峰那些可能他根本不是取自香港，他或许是用内地的，又或许从莎士比亚，或许从希腊神话……金庸的很多小说很像莎士比亚，你不觉得吗？
OK，金庸是一个。
然后王晶。
二·王晶
王晶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跟你说：不管你长什么样子，都有美女会向你投怀送抱。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你长得丑，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知道女性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呢，他之所以会让那么多人觉得追女仔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伎俩或一种手段，就是因为他可以重复地让很多今天我们叫宅男——当时还没那个名词——的人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相对来讲，又很少有女性会觉得王晶的那些追女仔的手法或是伎俩对她们来讲是一种侮辱或一种丑化，那是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样东西，香港小姐。
三·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其实也应该被归类在接下去会讲的第四个很重要的流行文化基因中，就是无线电视。无线电视从1972年有了香港小姐的选举之后，就让这个本来还没有王子、公主，没有CINDERELLA的现实的文化，突然之间打开了一个皇宫。每年有一次，也许你们在座的一些女孩子，只要能够跨过那个门坎，能够跟十八个女生抢个你死我活之后，就可以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人人都羡慕的女生。所以呢，女孩子对自我形象、对自我价值的设定，很快就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被这个无孔不入的媒体改变了：只要你能够达到男人对你的幻想，你就可以成为或许改变你自己的命运，或许成为大家都羡慕的角色。所以后来，香港小姐都可以去演金庸的那些电视剧，两者就这样联系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