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愁眉苦脸跟平日的明眸皓齿判若两人，还有衣着与发型上的反璞归真，也跟向来的“花花世界”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偶像明星”的陈慧琳被“邻家女孩”的陈慧琳比了下去，因为后者给我们带来较大的新鲜感。
“后窗”是在“橱窗”的衬托下才更引人入胜。“平民化”了的KELLY，随时可被看成是“借平凡作掩护色，为了不想被人看见她在拍拖”，这当然未必真有其事，但在传媒眼中，“低调”便是欲盖弥彰的呈堂物证，所以尽管陈所光顾的饭店不是什么BESTKEPTSECRET，饮桌上也不只有她和传闻中的男朋友——但是由于陈在新闻图片中表现出极度无奈，大众便有理由相信她是“无私显见私”。
甲之“干卿底事”，乙之“见不得光”——艺人与普通人，永远就是纠缠在同一个“私”字的不同解释中。
自由的代价
这一阵经常接到一些“邀请”，均是曾经一起排戏的演员的要求，一个说：“我要投考演艺学院，可否为我写推荐书？”另一个：“在这份表格上签名便可以了，我要参加新秀歌唱大赛，你做我的提名人好吗？”
对于前者，我是诚心诚意地告诉她：“我怕我的一封信反害你不得其门而入。”而后者，我是连一句她哼的歌都没有听过。
但都不重要了——真要入行，我深信她们终于都会找到门径——我说的，当然是娱乐圈。
是的，娱乐圈是时下最多年轻人想投身的行业，纵然陈慧琳满脸不情愿地被拍下的“生活照”看来使人感喟，曾志伟又“无缘无故”的捱了在头脸上缝二十多针的苦，只是年轻人们似乎都不会把关注放在这些事情之上——毕竟，它们不过是大前日与昨日的旧闻，全属过眼烟云，注定是被遗忘的。或者，就是明知道这一行最易惹上是非，又没有个人私隐，但立志成为圈中人者，自会找寻最中听的解释。像：“没有陈与曾的知名度，也不会有他们的烦恼吧？而若能像他们般‘名成利就’，自然要付出相等的代价啰！”
一副已经做足心理准备的口吻，却不知道在她口中的“代价”，可以是从此任由别人的目光来占据、分割、控制她的“生活”，说得严重一点，便是“失去（生活的）自由”。把这话对她说，得回来的反应是：“被这么多人看的感觉，我没试过，真想试试……”
金钱就是自由？
我好怕“睇明星”，因为我怕被明星睇返转头——“此君为何目光如此呆滞，眼神如此复杂，面上肌肉如此绷紧，嘴巴如此微张，两肩如此贴近耳垂，手脚如此无所适从，还有……擘大口便咬着舌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想说什么！”——普通人如我（们），是机缘巧合了，才会偶尔的“失态”一次，但我可以想象，明星却是想一天不遇上这样叫他们啼笑皆非的人也不行，除非永远有保镖开路，或全天候棒球帽与墨镜不离身。
赵薇来港替《少林足球》做完宣传，临上飞机前向大家“诉衷情”：“我已失去自由，但我只有二十三岁。我在很多地方都不能做自己，所以我喜欢去欧洲，因当地没有人会认得出我来……”没有切肤之痛，这一席话对朝思暮想加入娱乐圈的年轻人来说，有如亚里士多德从棺材里爬出来向大家讲授“哲学”，多么的“玄”！——被传身家过亿的富女，竟然“慨叹”没有自由？岂不就如餐餐吃燕窝的人说从未试过饥饿，感觉不到自己似个人？
“金钱就是自由”，深信这个逻辑的人，当然只会在乎“看得见”的自由：想居住不受骚扰？买个私人岛吧！想出入交通方便？买私人飞机呀！俨若一切尽量“私人化”便可得到最多的自由，却没想到把生活的范围愈收愈窄，个人的潜质也会跟着愈来愈缩水，而在这种比例的影响之下，一个人纵然享有“自由”，最后却像得无所用。
天赋自由？
自由是人权之一，理论上是天赋的。但每个人却不拥有相同的分量，有人天天朝九晚十捱骡仔，有人一年才做三个月，或一日只需工作三小时，而这两个人就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上完全一样，还是可以有此出入，你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那是在开拓“空间”的能力上不同之故。是的，“自由”只是一块牌匾，意义因人而异，不去开垦耕耘，它便如好大一片的荒漠土，只会突出个人的无助与无力感。相反来说，若是知己知彼——既明白到最无形的东西也可凭着摸索、试验而把它实践，同时体现自己未知的潜能——“自由”便是不愁没有收成的稻田。
像任何待人开创的空间，“自由”也是要脑力与劳力双管齐下，才会令它的意义及力量更见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何人们总是在生活的空间愈缩愈小之后，才慨叹当初没有尽力争取。也不一定要被送进监牢才叫失去生活的自由空间——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那可能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而是，每日出入自如于各式场所以至全球大小城市的你和我，极有可能常常懊恼于行走的困难——想转左，没有路，要转右，那条路又不通。照说我们都是有护照和签证的，奈何生活中“不准入境”的国度处处都是。可见“看得见的自由”只是造就了我们的一相情愿，就像明星们以为一架上墨镜，戴上帽子，大众便认不出他是谁。
2001年7月11日—7月18日
她必须死两次
又一个十来岁青年跳楼自杀的新闻成为报章头条了——今天的。但，有分别吗？——对于日日匆忙乘船上班赶火车逼地铁而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把六元掷下将出纸A至Z厚厚一大叠捧上手再循例把第一版标题迅速一瞄然后抽出娱乐版或经济版或副刊或马经来细心阅读的普罗大众，这则新闻可能只是昨日及大前日以至近年趋势的延续，或有人对它被安排的位置感到诧异——昨日不是也有学生自杀/跳楼吗？为什么那又不能荣登头版头条？
依我猜，那一线之差在于生和死——永远失去了的、追不回来的，地位当然“高人一等”。只是，那不保证我们便会格外重（正）视今天的这位死者，甚至可以恰恰相反——又是被橙色抢救工具嵌住头部的现场照，又是有箭嘴指示死者从哪一层跌下的新闻图片，又是家长从遥距被拍下的松郁蒙相，如果不把内文逐只字地咀嚼，这则新闻（的报道手法）确实与其他同类型的个案“大同小异”，就是看毕全文，也不过是典型的“社会的错”而已。所以，当我（们）说“又一个十来岁青年跳楼自杀的新闻成为头条”时，其实是慨叹新闻中的“她”已没有了个人性，或可以说，她在跳楼死了一次，继而成为头条后，第二次失去了“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当眼睛以“浏览”来换取这则（类）新闻的“印象”时，我们不会得到心和脑的响应——是习惯使大家变得麻木，而麻木又使我们感觉受到保护，以及更重要的：感到安全。
2001年2月23日
单向欲望，集体焦虑
（一）
为什么森美、小仪会想到选举“我最想非礼的香港女艺人”而不是“我最想非礼的香港文化人”呢？
因为两个符号代表着差天共地的一样东西：性幻想价值。没有人会否认女艺人——一般范围涵盖歌影视明星——的其中一个社会功能，便是给大众提供性幻想。这个定律既不始于昨天，更不是由香港人发现——早在电影发明之初，默片明星便已成为性感偶像。而且在SEX GODDESS外，更有SEX GOD如华伦天奴。至于本地，就是地位崇高如张曼玉、钟楚红，也是从选美会的伸展台跨上大银幕；老资格如汪明荃，演电视剧是一个人，主持歌唱综合节目则是或露背或开高衩的另一个人。郑裕玲近年所走的性感路线是红地毡式，即是只在隆重场合才穿上暴露程度大致与全球女星所认可的标准看齐，通常不会少也不会多。而纵横娱乐界数十年却从不在形象上与“性”沾上关系的女艺人只有一位：沈殿霞。
然而，那也是过去式了。时至今天，要在娱乐圈占一席位者，几难不凭她的“性感指数”决定前途吉凶。而且随着社会的改变，上述名牌女星的作风或风范已不适用于新人身上：以往她们还可以选择性地性感，因为曾几何时，摄影机要捕捉的是女明星的个人气质，但在今日，要找有自信的女艺人真是谈何容易！
所以才会看见一个一个不管时节、场合、观众，总之能穿少一点便少一点，短一点便短一点的女艺人在争取曝光。形象之外，更要在口头上使“身体”能在媒体上突围而出——主动引导采访把话题放在和身体有关的事件上，小如尾指受伤，大宗新闻则如近期叶旋的牛肉刀插伤大腿——当然，你也可说类似事件不过是鸡和鸡蛋的因果关系，出于身处大众兴趣和媒体利益的夹缝中，女艺人在跟随市场规律之外，还能有何选择？
女艺人在今天的处境，我认为不只是必须随着大队行性感，而是只能行一种性感，那便是芭比式的身材、穿着、姿态、声音（芭比如果会开口说话，没有人会期望她是鹅公喉的吧？），以至思想。不要说像西方银幕曾经有过的嘉宝、比提·戴维斯、嘉芙莲·赫本、珍·摩露、珍茜宝等等不同签名式的“性感”，就是本地七八十年代所容许的某种“性感”，如瘦骨嶙峋，经常自嘲为“洗衫板”的缪骞人，也是香港不可能再有的。眼下只能被大众认同的“性感”，无一不是LOLITA的翻版和变奏，就是已届超龄但还想得到粉丝支持，她也要一直扮幼齿，假如外型欠缺说服力，便要在谈吐上恶补加分——尽量以无知、低B、弱智、白痴的言谈来增加她的“性幻想价值”。
如果你同意目前香港娱乐圈最被需求的都是这一类的“性感”女艺人，你便不会奇怪当名字被列入“最想非礼”排行榜上，为何当事人均会以“觉得光荣”或“不会认真看待”来响应——也许，她们早便明白身体其实不是自己的，却是用来被大众消费的。当肉体与心灵长期分家，无法抗拒的猥亵、侵犯便会转化成精神上的伤害。同时，我们更加不会意外森美、小仪为何觉得香港女艺人在性方面所能提供的吸引力只是“被非礼”，而并非其他更需要想象力的性幻想：可能他们认为，香港女艺人的性感，只在于满足手足之欲的层次，而不是需要花上更多时间、心机的恋慕。写到这里，容许我以近期多部重拍电影纷纷出笼的现象作为比喻：新旧版本的《海神号》和《凶兆》分别在哪里呢？我的看法是，七十年代的原装是鼓励观众与它（们）谈恋爱，今天的新版却只是让新一代观众度过紧张刺激的两小时，毋须为剧情付出思想感情。“非礼”背后的态度如出一辙：被非礼目标没有激发出非礼者对自己的美好幻想，她只是引起他想以行动来证明他有把欲望付诸实行的能力——及权力。
是基于对某个对象产生了性的欲望，但又自觉该种欲望并非双向，一个人才会想到以单方面的行为去满足欲望。“非礼”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那么，是什么让非礼者觉得欲望只能是单方面的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欲求（DESIRED）。不被欲求（UNDESIRABLE）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没有原因”，也可以是外观条件欠佳，身份地位悬殊，或自觉缺乏沟通技巧和魅力，致自信不足。又由于社会过分把人的价值建立在外表和身份地位上。森美、小仪提供的网上选举，正是通过投票选出被非礼的女艺人来合理化选民单方面的欲望，从而把焦点转移到有哪些女艺人更DESIRABLE的提名而不是让选民面对自己的UNDESIRABILITY。就这样，选民因自信不足而造成对被拒绝的焦虑便得以释放。
让这样的集体焦虑得以释放，本来也是森美小仪的社会功能之一。而在事件发生后，有不少网民继续声援二人，证明他们不单是受欢迎的DJ，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观受某一撮人的认同，他们的声音是某一撮人的心声——例如与拥有名利距离尚远而有着焦虑的年轻人和学生。因为森美小仪的节目方式，赋予了他们行使无须为行为负责的权力的机会。问题是，在满足某一撮人的需要的同时，是否就要令女艺人“被非礼”——以及接受在如此复杂的动机和前提下，一切不过为了开玩笑的借口？
至于因榜上有名而表示“证明自己有吸引力”的响应说法，只会令我想说：（一）就算中文欠佳，当事人也不会不明白翻译成INDECENT ASSAULT的“非礼”并不是什么恭维语；（二）如果明知“非礼”的意思，还要用自我安慰作为下台阶，更是反映出本地女艺人趋向认同“愈要有商业价值，愈不能追求个人尊严”。难怪一些识时务的女艺人，已学会利用丑闻来自我增值。这是香港女性的悲哀么？似乎又不一定，因为，有人总会相信吴君如在响应森美、小仪事件的一番话有其真理而不是阿Q精神。吴说：“女性系自己尊重自己，唔系靠人哋尊重，所以唔需要咁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