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不能采银本位的原因：“银价日落，其购买力日减，物价缘而日腾，……况加以各种外债总额凡十余万万皆以金计，年年须辇巨万以偿本息。银价益落，‘镑亏’岁增，其博祸又为人所共见者。”（22：11）至于行金本位，困难有三： 第一，百姓生活程度尚低下，无法用金；第二，由铜银币跃而用金，有调适上的困难； 第三，中国的金存量不足以行金本位。“故行虚金本位之国，必以本位银币为其中坚。此无他，以彼国中本绝少金币，而惟有多量之本位银币故耳。……吾所主张者，一方面为虚金本位之预备，一方面确立银本位。盖金本位为其目的，银本位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泰西生计学家常言，虚金本位制者，贫弱国之续命汤也。何以故？以其不必蓄多金而能收用金之利故。”（22：14）这是漂亮的解说，他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而且说得简洁有力。说清楚虚金制的特点之后，梁用相当长的篇幅（22：15-29）再度驳斥张之洞的反对意见。篇幅长的原因，是梁过度详细地解说各项国际汇兑的基本原理。梁反驳的论点主要有两项：
第一，“昔精琪初建议时，张文襄公尝上疏力诋之。大指谓金银涨落，时价自有行情，人人共知，政府何能强为定价。……一时耳食之辈咸附和之，以至此议久梗。……今不避词费，次第说明之”（22：15）。其实张之洞的怀疑既合情又合理：当初有虚金制之议，纯是国际银价下跌，精琪设32∶1之比，在实务上尚称合理，但若日后银价再大跌，则势必要调整。所以32∶1并非不能更动的铁价，而只是初拟时的比例。1904年起银价回升，虚金之议自然中止，32∶1或40∶1的问题已不存在。
第二，“国中人士明其性质者绝少，即现在度支部及币制调查局中人员，恐亦什九未能了解，以故或生异议而沮其成，……所以迁延不办之故，当由于此”（22：15）。梁抓住张之洞等人对32∶1定价的质疑，反复解说争辩，好似中国未能采虚金制是一大遗憾，而此憾中最大的干扰，是张之洞等人对国际汇兑的性质不理解，“生异议而沮其成”。其实1904年精琪的议案在中国不能行，除了国际银价回升暂时缓解了外在的危机，另有一项要点是梁在两篇文章内都未提到的：
中国境内币制混乱，单是银币的种类就不下数十种，各地的银两重量不一；在铜币方面更是如此，尤其清末各省滥铸铜元，货币市场更是混乱。要把全国货币统一起来，所需的行政费用不知几何；要把地方的抗拒力摆平，也不知要耗用多少心力。要先统一币制之后才能确立银本位，才能以此作为对内行银本位，对外行金本位的虚金本位制。
改革币制和统一货币的困扰，比32∶1是否恰当之争既大且烦，梁若要支持虚金制，应当先说明如何解决这项大问题。
整体而言，梁在1904年主张采虚金制时，对此制的本质认识不足，论点集中在中国因长期的“镑亏”压力太大，但因实力不足而无法行金本位，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行虚金制。1905年起银价回升，危机解除，虚金之议止；1910年起银价又回跌，梁重议虚金制之可行与必行性，此次他对虚金制的本质理解甚对，但在批评反对者之论时，只集中在32∶1的法定兑换率上，而忽略了国内币制改革的诸多困难，未免见小遗大。梁在1910年时主张“金汇兑本位制（即虚金制）其为我国所必当采，殆无疑义”（22：25），然而若银价在几年内像1904-1907年间一样地回升，是否仍“必当采”？
梁对虚金制的见解，在1914年3-12月担任币制局总裁时，因为需要作实务上的决策而有了相当的转变。“鄙人畴昔固主张行金汇兑本位，而于极短之期间内以银本位为过渡者也。及民国初建，政府有借外债六千万镑之议，吾在海外不知实情，以为可成，乃主张遂行完全之金本位。……及此项借款不成，吾已不敢复持斯说，则还归于数年前所主张而已。（就任币制局总裁）一年以来，颇闻国中人士或相责备，谓何故不主张用金，而徇俗用银为苟且之计。……此种苟且一时之银本位制，今尚成为纸上政策，……我国今日非有莫大之金借款，则从何处得金者？……今我财政状况若此，而曰咄嗟得成金本位，鄙人不敏，不得不惊怖其言以为河汉无极也。”（32：38-40）
梁的这番改变，是在1914年任币制局时因亲见实际的困难而退缩了。其实行虚金制的最大困难，就是“非有莫大之金借款，则从何处得金者”，这是张之洞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事情，而梁要等到执政时才能真正体会。然而，到了1917年，机会又来了：段祺瑞内阁任命他为财政总长，负责币制改革和财政金融的决策。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金价大跌，梁认为这是大笔购入黄金改行虚金本位的好机会。但当时军阀们正需钱孔急，把这笔款项提取他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失之交臂”（43：17）。
2.1.8后见之明
大体而言，梁过度强调虚金制之利，忽略了改革币制的内在昂贵成本；此外，还有两项大问题是他当时所未能预见的。首先，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金本位制开始动摇，英国曾一度脱离金本位，到了1925年才在争议中返回金本位。如果中国在1917年梁任财政总长时，以九牛二虎之力行虚金制，三年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际金本位开始动摇，中国行虚金制的好处已不多，而可见的缺点与成本却不少，此时又应如何？是坚持下去或速返回银本位？这个观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12年起国际银价大涨，从每盎司28.03便士（1912）涨到61.50便士（1920），不知当时尚健在的梁（时年48岁），是否仍坚持中国应采虚金制？
其次，1929年10月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梁于同年1月病故，时年56岁）。何以有此次的世界性萧条？原因之一是列强皆采金本位制，货币价值皆钉住黄金价格。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足以影响国际金融，这只大象得了重病，在跌倒的同时也把英法德诸强一并拖倒，原因何在？
列强同采金本位，犹如共同穿一条金裤子，或被一条金脚镣铐绑在一起，其中一人出状况，其他“黄金俱乐部”的成员必皆受波及。中国在1929年时若已行虚金制，受列强波及的程度或许会比采金本位轻，但对外部门所受的打击仍然会相当直接。有些经济史学者认为，中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之所以能未应声而倒，原因之一是未加入“黄金俱乐部”。也就是说，银本位发挥了防火墙的功能，此说亦不无道理。所以中国在1931年之前是否应采虚金制，须视三概要件：一是国际银价的起伏是否真的对中国不利，二是国际金本位制的稳定性是否可靠，三是国内币制改革的高昂成本是否有能力应付。后者是可预见的大困难，前两者是无人能预料之事，这三概要件中国都无法满足或应付。梁大力主张虚金制，事后观之，幸未成。
2.2推行国币
清末民初币制混乱，改革之议杂多，各式金融体系与机构此起彼落。这些复杂的情事，在关于中国近代货币史的著作内已有许多分析，较综合性的史料汇集有两项：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是《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梁所论及的国币改革，只是这段纷杂历史的片断。他在1910-1915年，写过八篇关于如何整理官钞和推行国币的文章，其中有三篇是1914年任币制局总裁期间写的，一篇是在1915年卸任之后写的回顾性评述。这些文章中常有大篇幅细辨诸项技术问题，本节的主旨是评论梁的基本动机、政策方向与执行措施，以问题的特性为主轴而略其技术性细节。
2.2.1铜元泛滥
梁写《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21：13-23）的用意，是要显示中国民间货币体制的混乱现象。这是一篇历史背景与现状解说性的文章，涵盖的时段以光绪的最后十年间为主。晚清银贱钱荒与铜元泛滥的诸种问题，魏建猷（1955）有简明的概观性综述，何汉威（1993）也有相当详细的解说。相形之下，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梁的这篇小史只触及了全盘问题的一小部分。
问题的大背景和第2.1节的虚金本位制一样，都是19世纪70年代列强改采金本位之后，由于国际银价长期大幅下跌，银子既廉且丰。过去饱受缺银之苦的中国各省，开始大量铸造银币，使得银两和铜钱之间的比价下跌，铜币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就急速上涨，市面的良质铜币因价值高、民间惜用而日少。各省见鼓铸铜币有利可图，纷纷设局铸造，追求铸币之利润；竞铸的结果造成铜币成色不一，同时也因过度鼓铸而价值贬跌。铜钱是民间生活的基本货币，铜币既贬，各省又滥铸，成色益劣，正如梁在此文开头所说的：“近数年来，以各省滥发铜元之故，致物价腾贵，民生凋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朝野识者亦渐知之，而亟亟谋补救矣。”（21：14）
梁先分析百文铜钱的重量，在乾隆至光绪期间，从每百文重12.19盎司跌到每百文重6.80盎司，将近轻了一半。最大的原因是：“战乱频仍，帑藏竭蹶，政府始借铸钱为筹款之一法门。质日劣，量日轻，私铸日多，而钱价日落。……任各督抚之自营其私，安有画一之理。……而行政机关不整，又无术以坊之，以故恶钱日滋，……凡良币在势必为恶币所驱逐。……币制之糜烂，自是不可收拾矣。”（21：15-16）除了解说这些大背景之外，梁的文章有两条主轴，所用的资料相当详细，解说也很清晰。
首先，表列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三十年（1904），海关银一两兑换制钱的文数；以及上海银一两在历年间可兑换的制钱文数，两者显示都是长期下跌：白银贬，制钱贵（21：16-18）。其次，梁解说铜元之滥铸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天津市因银根紧而起恐慌；袁谓此由钱荒所致，于是始铸铜元（铜元与制钱铜币在外观上的主要差别，在于铜元中央无孔）。袁在三个月内铸出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于是各省竞仿，广设铜元局。光绪三十一年为全盛时期，12省15局的铸钱机共达846具。若全数开工，每年可制出铜元164亿多枚，中国4亿人口平均每年每人可分得40多枚，安能不大贬？
光绪三十年到三十四年，实际铸出的铜元超过124亿枚，在5年之间每人平均得30多枚[21：21，何汉威（1993：419注147）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的意见]。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由商业会议所上书于领事团，再转各国公使团。清政府初犹漠然置之，几经交涉，于翌年五月命各省铜元局悉行闭止。但两月之后，命广东等五局复开，欲将前此铸币之公利攫归中央，但此时铜元价值已大贬[光绪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80铜元可换银1元，宣统元年（1909）底已跌至180铜元一换]，政府所能牟之利有限（21：21-22）。梁在同年另有一篇短文《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1910，21：106-110），再论滥铸铜元之害。他新提出的要点，是货币学上的格里森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现象在上一篇论滥铸铜元时已稍点出，但未用到此概念来解说货币现象：成色佳、含铜量高的铜元，民间会因质佳而惜用；在市面上流通的铜元因竞铸逐利，结果是愈铸愈劣，劣钱一多，好钱就更少（被窖藏或熔化以重铸更多的钱）。这是劣币驱良币的原理，梁以两页多的篇幅用实例解说此原则（21：106-108）。这是铜币的部分。
另一项祸端是各省大量印行纸钞。1909年6月估算，三年内各省已发纸钞3000万两（21：108），虽然号称这些纸钞可以随时兑换现钱，但却少实现。梁写此短文的目的，是指出铜元与钞币在中国已过度浮滥，若不再节制或整理币制，则国中所资为交易之媒者，皆为碎铜废纸，终必导致“民冻馁离散而国随以亡。……则马哥里所谓百年暴君专制之害，不如一次恶货币之甚者，岂不信哉！故吾以为，今日中国应办之事不一端，而莫急于颁定币制”（21：109）。梁这两篇论铜元的文字，是属于时事议论的文体，类似的见解在当时人的论述以及近代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内已多论及，特殊之点不多。
2.2.2币改评议
梁有两篇评论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一是《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1910，25上：97-106），这是他在日本时对清末币改的评议，是属于时事评论性的文字。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奏厘定币制，有则例24条，附则13条，目的是要重新制定国币的单位、成色、发行机构、监督单位等等，这些条文与背景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784-789）有详录。梁对这项时事有三项评论：国币的成色与价格单位，辅币铸造与行用之限制，旧币暂照市价行用之问题。他所评论的内容，大都是具体执行上的不同见解，属于国币推行技术方面的问题，甚少有政策方向、体制理念方面的辩说，可论之处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