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外债原理
有了上述较宽广的背景，现在转回来看梁对外债的论点。这么强大的外债压力，当然会引起朝野的各种反应。某些人士视外债如蛇蝎，排外债论者“意气横决，欲以暴力排异论”；另有一派人视外债为救命丹，屡倡借款论。梁写《外债平议》（1910，22：41-94）这篇长文用意，是要析其衷以作平议，明其学理，解说史实，辩明外债之利与弊。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文字，在架构上和学理解说上都很稳当，大概是梁根据日本财政学的相关著作，综述财政学理诸说，佐以中外史实，再加上他个人的观点而成。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仍可感受到此文的体系精密，是外债学理与问题综述的佳作；此外也旁及欧美俄诸国与日本的外债史实，持论平稳，可读性很高。
这篇55页的长文分13节，前两节论公债的作用与用途。在一篇论外债的文章内先谈公债，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似乎唐突，但现在回顾梁的论述，可以看出有两项原因。一是他在1910年前后，大力提倡中国应仿日本与欧美诸国发行公债，以减缓内外债的压力，这篇《外债平议》正好是在那时写的，所以把论公债的事放在首两节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如前所述，他在1904年写《中国国债史》时，提到公债之利以及中国公债制度仍不够发达，但那时只是顺便一提，到了1910年再论外债时，他旧话重提，把公债之说放在论外债文章的头两节，用以彰显他提倡发行公债来缓解外债的论点。这两节论公债的内容浅明，多重复《中国国债史》内已说过的道理，只是文字更有条理，语气更平缓，但也几乎无新论点可言。梁亦自知此弊，所以在第二节末加了一句附言：“以上两段本在本题范围以外，徒以吾国人于财政上常识多未具备，并此至浅近之原则而犹不解者甚多，故不惮词费，述之以为立论之基础。”（22：46）
第3节论外债的性质与功用，在这3页之内可述的要点不多，其实应视之为此文之导论，因为上两节是论公债，与本章的主旨不直接相干，所以正文的导论实始于此节。第4节分述欧美日诸国举外债之利弊，以及造成各种利弊的因素。第5节从财政与国计民生这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宜借外债的原因。第6节从同样角度但不同的观点，论中国不宜借外债的理由。第7节列举16项要借外债必须先解决的问题。第8节是最具体的建议，解说当今中国可以利用，以及不宜利用外债的项目。第9至13节是较技术性的解说：应如何选择债权者，应如何拟定募集的条件，旧债与新债之间应如何衔接，国债与地方债和公司债三种应各持哪些原则办理，等等。在这些庞杂的主题内，较有论证力量的是第4至6节以及第8节，因为第7节论举外债应先具备的16项要点，是各国皆适用的通则，很可能是梁从日文专著内摘要出来的，但全文内他都未提及所参考的著作或相关的作者。同样地， 第9到11节所谈的，也都是各国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而非他的独特见解，在此可以不论。梁并非专业财经学者，在短期间内能写出这么具有完整性与笼罩性的观点，大概需要根据他人的研究成果与体系性的论著才有可能。以下把焦点放在第4、5、6、8、12等五节上，来看他对外债问题的独特意见。
第4节论各国利用外债的利弊状况与原因。在9页（22：49-57）的篇幅里，梁的论点可以分成两条对立性的主轴。第一是欧、美、俄与日本等先进国家，一般说来甚受外债之助：“若意人（意大利）则谓之纯食外债之赐焉可也，盖彼以外债之故，将全国铁路开通，国中增设无数之工艺厂，又改良土壤使农业大进于昔，……苟非藉外债之力，……决无术能致也。”（22：50）实情或许如此，但以经济史的常识看来，这未免过于神奇，意大利在19世纪中叶受外债之助的真正效果，需另参考专业性的研究才能作公允的判断。梁对俄、日两国受外债之助，也有很正面的看法：“然使非藉外债，则俄国各种政治机关、生计机关安得有今日之整备，……故俄国之外债，利余于弊，不可诬也。……则日本受赐于外债，抑已多矣。”（22：51-52）
第二条主轴，是论开发中国家未受外债之利反受其大害。“埃（及）民生计能力缺乏，其所借外债悉以供挥霍，而不能为社会殖分毫之利，……挥霍既罄而偿还无着，埃及国命自兹遂绝。……使全国土地什九归欧人手，前后仅二十年间，以区区金钱细故，遂至君俘社屋，举国之人泰半宛转就死，惨酷之状，有史以来未之闻也。”（25：53-54）相对于意大利和日本的例子，梁对埃及的状况描述是另一种极端。此外，他举波斯、阿根廷等国之例，说明外债对这些贫弱国家所带来的深切病害。举了这些实例之后，梁整理出七项外债有害于国民生计的原因（22：55-57，在此不拟重述），他的综合结论是：
“故平心论之，外债之本质非有病也，即有之，其病亦微，而非不可治。天下事弊恒与利相缘，岂惟外债；而外债之特以病闻者，则政治上之病而已。”（22：57）
这项外债有利有弊的观点，可视为第5、6两节论述中国宜借与不宜借外债之说的基础。从财政的观点来看，近来中国每年的国计岁入与岁出额约差一亿，“苟得外债始苏此困，此财政上宜借外债者一也”。
现以财政窘困，“官俸兵饷动致延欠，……非得外债则无以救死亡，此财政上宜借外债者二也”。“现在入不敷出之数，政府固终不得不取盈于民，……则恶租恶税……必纷起，……资外债为挹注，……或稍可减杀，此财政上宜借外债者三也。”（22：57-58）在这段简短的论述里，梁所说的三项论点其实是一体的三面：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外债可以用来缓解诸多恶果。他在第6节中另举三点相反意见，说明从财政的角度来看，不宜借外债的原因：若以岁入不足而仰债度日，易养成“恃举债以为弥补之道”；其次，“乃若现政府者，则愈借债愈以益其浪费，而政务之腐败及愈甚……”；复次，“今若赞成政府借债之议，则所借得之债必以泰半投诸军事，……为外国枪炮厂增无量数之大宗生意，使经手周旋人多一可沾之余沥而已”。（22：60-62）这三点反对意见，其实都在论说一点：外债易得，必然浪费，对国家无益。
从国民生计的观点来看，宜借外债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地大物博、人力丰沛，但缺乏开发资金，若能得外债而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则地租收入必增（土地开发利用之结果）、工资收入提高（减少失业，增加就业人口）、赢利增高（开发经营产业获利），“由此言之，生今日之中国而侈言拒外债，虽谓之病狂焉可也”（22：60）。此外，借来的外债可以用来整理旧债、改革行政、建设交通、确立金融，“于拒款之俗说不敢贸然附和者，盖以此也”（22：60）。
但若从弊病的角度来看，中国即使有外债之助，但是否有足够的企业能力来运用？有无健全的企业体制与金融体系可配合？有无进步的法律环境来监督？这些条件中国都尚难提供，徒有外（债）资涌入，恐怕投入实业界者少，转入投机事业者多，如此将造成奢靡之风、物价高涨、外货侵入的恶果，未受其利反受其害。
析述了这些应考虑的因素之后，梁在第8节提出几项业务，说明它们何以“决不宜”或“最宜”利用外债。决不宜利用者有两项：用以补现在行政费用之不足者，用以扩张军备者。最宜利用外债的项目有六项：用以为银行准备金，以确立兑换制度；用以设立大清银行支店于外国，而实行虚金本位之币制；用以整理旧债；用以改正田赋及整理他种税法；用以开移民银行及农业银行；用以大筑铁路。（22：72-79）
最后一项议题，是论应否借外债以纾国困，或是以发行不兑换纸币来替代外债较佳（第12节，22：90-91）。梁说明他的立场是：“吾既为欢迎外债论者之一人，同时亦为反对外债论者之一人，而欢迎与反对，要以政治组织能否改革为断。以现政府而举外债，吾所认为百害而无一利者也。即使政治组织能改革，而当财政基础未定，人民企业能力未充之时，则巨额之外债吾犹不敢漫然遽赞。”（22：90）
梁既反对外债，而国用窘困，他有何对策？“则吾以为与其借外债，毋宁发行不（兑）换纸币之为祸较浅也。”（22：90）读者必疑：梁明知国用不足、外债与赔款压身、镑亏之害犹如雪上加霜、民间企业能力不足、政府效率难倚，在这些客观障碍未除之前，在一个沿用金属货币两三千年的经济体系内，骤然发行不兑换纸币，民间何以会对此新币有信心？政府如何担保纸币价值稳定？梁有四项要点答辩。（22：91）
第一，“外债非徒须还本也，且须纳息。若收回溢额之不换纸币，则不需息，递年之负担较轻”。这是从成本的观点来看：发行纸钞政府可以不必支付利息。第二，“不换纸币有流弊时，欲整理之，仅收溢额之一部分而已足。其他部分仍可改为兑换券，外债则必须偿金额”。现在我们知道事情不可能如此简易，政府的掌控也不可能这么如意，只要看20世纪40年代所发行的金圆券，就可以知道梁的见解过度乐观。第三，“不换纸币即至无力收回之时，仍可以法律强制改为内债。若外债无力偿还，则救济之法惟有更借新外债，债愈重则危险程度愈甚”。同样地，这也是过度乐观之言：不知世界上有何国何时曾能把无力收回之纸币，以法律强改为内债？ 第四点的见解也是过度乐观，无引述与批评的必要。
综观梁此议甚是天真：外债虽毒，但具有国际实际购买力（向英国借得之款在各国皆可购物）；而中国在此弱势下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除了强迫国民接受外，国际上又有何人肯收受？梁在此长文的前11节内说理清晰，优劣点论说分明，然而在提议新政策时，却见树不见林，以他的才智而出此下策，恐怕是棋局已定，徒作无力回天之举。
这篇《外债平议》在1910年10月13日和11月2日的《国风报》（第25、27期）刊出后，有上海某报馆批评此事，谓梁作此文的目的是在反对向美国借债，说梁是受日本之贿而替日本游说反对此项借款。梁事后对此事写了两页多的附言（22：92-94），激辩此事之谤毁。现在重读，仍可感受到当时对应举外债与否、应向何国借款较适的问题，都显现出多方利益之纠缠，以及各国政治角力的浓厚火药味。
4.2.3外债纠纷
梁在1910-1911年写了三篇批评清廷滥举外债的短文：一是《评一万万圆之新外债》（1910，25上：153-157）；二是“新外债之将来”（1910，25上：189-190），这是他在一篇长文《将来百论》（在《国风报》第1、3、5、6、15期刊载）内的1节；三是《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1911，25下：31-34），此文原题《论政府违法借债诿过君上之罪》，刊于《国风报》5月9日第10期。
梁在《国风报》发表《外债平议》（1910）后，被上海某报批评是在替日本说话，目的是反对向美借债，此事概要已在前面述及。但此文刊出后不久，“据道路所传言，则契约已彼此尽诺矣”（25上：153）。梁既因写《外债平议》而受批评，心中不满，又闻此项贷款已定，立刻写了这篇《评一万万圆之新外债》，刊在11月12日第28期的《国风报》上。梁未明言此项外债的名称与内容，但在文末有《国风报》的编辑附识：“而此一万万圆之债权，由美、英、德、法四国公同引受，则借款主动之美国人士德列士，在伦敦已经画押，此消息殆必确矣。且闻其约款中尚有将来凡有中国借款，皆须四国均沾等语。呜呼！著者竟不幸言中。”（25上：157）根据这些信息，翻查《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页792-802），在1910年10月前后与美、英、德、法四国相关的贷款事项，应该是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币制借款的事。
此事源自1903年10月唐绍仪专使赴美所订的商务条约，其中的第13款是：“中国同意采取必要步骤，以划一全国铸币。中国臣民及美国公民，得在中国全境内，以该法偿铸币缴税及清偿其他债务，惟关税之收缴，仍按关平银两计算。”（页792）中美双方的这项约定，引起欧洲列强的不满。1909年7月6日，英、法、德三国银行在伦敦达成协议，规定缔约一方之银行，在没有缔约他方银行参加或联合签署下，不可与中国单独商洽借款并签押合同。1910年5月24日，英、法、德三国银团在巴黎会商，邀请美国参加对华贷款的四国协议，美国至此已无法与中国单独签订贷款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