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准确把握时代形势和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需要解答的时代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和所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基本路线与基本政策、选择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只有顺应时代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课题的变化，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运行的脉搏，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势，从而产生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敏锐地判断形势，把握时代特征，为全党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和中心课题，集中全党智慧，不断破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难题，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阶段不断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4.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事情，不能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用现成公式来裁剪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根本原则。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由感性升华到了理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关系认识的一次飞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始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江泽民在领导我们党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200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多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他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心任务，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所在。
5.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在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区别于俄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里展开的，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伟大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并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更是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全党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两次理论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领袖作用发挥的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同领袖、同一领袖在不同时期的作用，领导集体的状况不同，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领袖作用的经验教训，揭示出领袖作用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党内健全的民主制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保障
党的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组织既能够充分发挥领袖作用，又能够有效制约领袖行为的领袖与组织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而这个关键，就是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领袖引领和推动的过程，也是全党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正常，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健康发展；反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2.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的作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保证
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都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任务，仅凭某一个领袖的智慧，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一言堂，家长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障碍。集体领导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绽放的思想理论之花，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光大。
3.尊重群众创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
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既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指导实践的逻辑起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集中代表，关键在于他们尊重群众创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群众性事业，必须把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4.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备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领袖们顶住压力，不怕被视为“异端”，不怕遭受挤压，需要克难攻坚的大无畏精神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曾屡遭挤压。毛泽东曾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几落几起，历经磨难。但是，他们都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放在首位，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5.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胸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风范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党的领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具有开放的胸怀，营造开放的社会氛围，应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要善于借鉴吸收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善于学习与借鉴国外及他人的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独立于世界的整体发展之外，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是背道而驰的，必然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6.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植根于欧洲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实现在中国的成功移植，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生长点和结合点。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自己悠久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文化基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应注重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符的部分进行改造和提炼。这些都要求领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魂”，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提升。
四、广大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群众实践是基础，领袖作用是关键，而包括思想家、理论家在内的广大理论工作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包括思想家理论家在内的广大理论工作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思想家、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受“以吏为师”的传统和体制影响，作用往往表现得不突出，或被掩盖或被压抑。实际上他们在传播、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
1.学习、接受、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资源，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水平也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是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英。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强的语言能力，能直接从原文中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实际上他们起着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是用外国文字写的，因此一般民众难以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首先要通过文化素质较高的思想家、理论家先行学习、接受。同时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要紧密联系中国人民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加工制作，实现两个重要转换，即从外国语言文本转换成中国语言文本，从欧洲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转换成中国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没有这样一个重要“中介”，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更不可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是通过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理论家的翻译、出版、宣传工作进行的。在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党员遭到搜捕和迫害，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也被视为非法。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历尽艰难险阻，通过日本、苏联、香港等渠道，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译介进来，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