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了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于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阶级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从1920年夏天开始，各地相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或雏形——共产主义小组。这时，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等在北京，毛泽东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等在山东，以及广州和国外的日本、巴黎等地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而它建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则是这种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出版刊物、创办夜校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的过程。
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深入结合，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系列努力和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步完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过程，奠定了建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这样，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统一起来成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以领导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了。1921年7月，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代表党员54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选出了党的中央机关，正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庄严地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通过的纲领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有了中国共产党，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从思想传播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探索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收效甚少，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农民领袖，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对于这个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一年，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尽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曾经历过挫折，走过弯路，但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主体，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化的信念和方向就从来没有动摇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真正的政治保证。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一种外来文化要在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国度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它就必然要与该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形成一种在总体性质上保持固有特征的一种崭新文化形态。否则，这种外来文化就无法在该国生根。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传播的历史命运已经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实现在中国的成功移植，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生长点和结合点，而其前提是：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某种价值契合性。
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实践证明：任何两种文化之间成功的交流或融合，从根本上说，不是决定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概念、命题、内容上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文化精神上也不是完全相同。但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才有融合的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作为人类最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精神上的会通，表现为在实践理性、社会理想以及人文关怀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相通性。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理性上的相通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实践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基础。优秀的文化必定是尊重实践、服务于实践的文化，而尊重实践、服务于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
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看作是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人们自觉地、能动地改造自然、改造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改造自身的活动，从本体论上揭示了实践的本质，肯定了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肯定了实践活动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性质和形式，从而区别于人以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其次，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上揭示了实践在人类认识活动及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人的认识能力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也正是在实践中，人脑得到发展，并在人脑中产生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和图式，形成专属于人的认识能力。因此，实践决定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实践不但是认识的源泉，而且是认识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再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是以实践为全部目的的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共产主义实践服务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注重实践的传统。虽然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但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行知思想——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行知观，还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行知观，都浓缩了不同意义的实践理性。早在春秋时期，行知关系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朴素的行知观。“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强调“行”即实践的重要性，而且，所谓“行”本质上指的是社会实践。战国末年荀况在对先秦各派学术思想进行总结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伪之分”的观点，强调人为加工和社会环境教育对“礼”、“义”形成的作用，将朴素唯物主义的行知观发展到高级层次。墨子的“取实予名”论则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先河。墨家认识论的前提是承认“实”的第一性，“名”以“实”为基础，由“实”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