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四处演讲，“由于她的特别魅力与充沛的智慧，她可算得一位既成功又有说服力的宣传家”。当然，宋美龄是站在她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位置上说话的。她的观点，她的分析，都是符合她所处的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利益，她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前提来看，宋美龄的演讲，是有利于这个大前提的，所以从总体上看，是应该肯定的。
宋美龄在美国的治病与访问持续到1943年6月28日。2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蒋夫人于二十八日晨离佛罗里达，夫人此次莅美，余认为一大成功，比在舍间见夫人之健康确比初到时良好，惟医生坚嘱，于长途辛苦之旅行到渝后，必须有一星期之完全休息。”7月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为宋美龄在美期间所受之优礼表示谢忱。电文说：“内子已于本日午后抵达重庆，其健康已较离渝时良好，殊感欣慰。在美期间，诸承贤伉俪优加礼遇，谨同表深挚之谢忱。”宋美龄回国的情形，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43年7月4日，美龄返回重庆，当时正在中国为战时情报局工作的格雷厄姆·佩克注意到，尽管在美国国内的美国人民在有关中国的情况方面受到欺骗，但美国兵却没有。在飞越危险的驼峰之前，为了减轻飞机重量，美龄的行李在阿萨姆机场卸了下来，另装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这一装卸是在机场相当偏远的一角进行的，搬运行李的美国兵不慎摔了一个柳条箱，箱子开裂了，里面的东西都滚了出来……里面满是化妆品、内衣和各种珍奇的玩意儿。蒋夫人是打算用这些东西伴她度过战争岁月吧！这些美国兵勃然大怒，因为当时驼峰运输处于困难时期，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向中国运送物资而牺牲生命。这些士兵把其余的箱子也都摔在地上打破，皮大衣、魔钟等在尘土中滚得一地，用脚踢踹够了，这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丢进待命起飞的飞机。”
在当时中国抗战极度困难、物资奇缺而运输又这样艰巨的情况下，宋美龄竟如此背弃她在美国的到处呼吁，将她要用或送给达官显贵的奢侈品大量地占据空运飞机，这充分暴露宋美龄的统治阶级的本性。
这次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是风靡了全美国。“蒋夫人在这次直到1943年5月才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正如威尔基预计的那样，美国人对她‘洗耳恭听’。”“当二月十八日蒋夫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她在听众中掀起了阵阵狂热。‘真了不起啊，’一位议员评论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动人的场面，蒋夫人几乎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天，夫人身着妖艳的黑色旗袍，体态娇小苗条，神情自若，一口标准的英语优雅而又动听，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演讲’。据《生活》周刊一位也被夫人迷住而且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的记者报道说，议员们全都被夫人的风采、妩媚和才华‘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在议员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四分钟之久以后，蒋夫人开始了演讲，她的主题是：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该让她的人民去中国战斗，而不应该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当她说到，经过五年半的抗战，中国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时，欢呼的掌声达到了高潮。”美国《新闻周刊》
对她在国会的演讲的报道也是很迷惑人的：“效果动人极了：娇小的身材，穿一件紧身黑色长旗袍，开衩近膝，平整的黑发在颈背稍稍卷曲；她戴的首饰都是无价之玉石；纤纤十指涂得鲜红；脚上是透明的长筒丝袜和轻便的高跟鞋。”又说：“美龄身边的文字材料也同样丰富多彩，而且几星期前就逐渐透露给报界了。”
继国会演讲后，她在美国各地巡游，呼吁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敦促美国政府投入更多力量对日作战。当时，《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出面说服洛克菲勒担任“欢迎蒋介石夫人公民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有270名纽约著名、且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似乎每个人都以能为她提供些服务为荣，一站，一站，纽约、卫理斯学院、芝加哥……到了洛杉矶‘宋美龄旋风’到了顶点”。这一路上，她的第一站是纽约。她住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塔楼旅馆的第42层，鲁斯为她设宴招待，邀请了60位贵宾陪同，其中有威尔基、阿诺德、霍夫曼、杜宾斯基以及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德岛、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等州的州长。但宋美龄只是在饭后喝咖啡时露了一面。有的书评论说：“她在为晚宴后的大会演讲养精蓄锐。”
当晚，她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发表了演说。当威尔基称宋美龄为“复仇天使”、“为正义而战的无畏勇士”时，广大热情的听众爆发出赞许的欢呼。在纽约逗留期间，她游览了唐人街，有人估计约5万人站在狭窄的马路两旁欢迎她。她到母校威尔斯利学院度周末，与1917年级的同班同学聚会。接着，3月22日在芝加哥运动场、3月27日在旧金山、4月4日在好莱坞发表了演讲。沿途，发生许多生动的事件。
有一次，她在美国中西部一个车站作短暂停留时，车站站长凌晨3时得知她乘坐的列车将于8时通过该站，立即唤醒妻子，告诉这一消息。站长妻子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情，特地制作了拿手的小甜饼送给她。她在洛杉矶时，好莱坞圆形竞技场是座无虚席地等待着她的到来。州长和市长专门陪同，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演奏了赫伯特·斯托萨特专门为这次会见谱写的《蒋夫人进行曲》，电影名片《飘》的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一手布置、督办了这场欢迎会。沿途，她还要接待客人。
在旧金山，她举行了茶会，招待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三个州的州长和旧金山市市长以及十几位美国名流。在洛杉矶，她为大约40位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举行茶会。“蒋夫人坐在台上的一把扶手椅中。这些人向她提出的问题，有些很欠考虑也不恰当，例如有人问电影制片业在中国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对中国有无可效力之处？第一夫人对这类专门具体的商业问题显然颇感意外，但她还是做了回答。”紧接着又与电影明星嘉宝、贝克馥、瑙玛希拉、安娜贝拉、洛丽泰扬、泰隆宝华、屈赛、路易丝、内娜等见面。“她和每个人握手，稍作寒暄，她的一言一行在此场合倒非常得体。”她在接受了天主教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后，又举行了茶会，招待了以塞尔兹尼克为首的洛杉矶市民接待委员会成员、陆海军高级将领以及米利金博士和夫人、影星贝克馥。
宋美龄的这一系列繁忙的活动，激发了美国人民对中国表示友谊的强烈愿望，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同情中国抗战和支援中国抗战，宋美龄在演讲中说及：“余曾收到贵国人民自大城市及小村镇所发之函电，不可胜数。发函电者有商人、有农民、有工人、有教授、有教士、有大中学生、有勤劳而为人母者，甚至有幼小儿童。又曾收到捐款多少不一，源源而来，有捐助一二元或少于一二元者，且往往附述其愿望，希能作更多之捐助，此项赠款，在捐助者固属真正之牺牲，而在吾国人民视之，则每一款项，不啻值千百倍，且因捐者之美意而益见珍贵。”当时还发生了这么一件感人肺腑的事：有一封卡思林·奎因夫人从新泽西州东奥林寄来的信，信里附有一张1937年的新闻照片和三美元汇票，照片上是当时上海遭受日军轰炸破坏后，一个孩子坐在铁轨中哭泣的情景，寄信人请总统把汇票转交给蒋夫人，并写道：“这三美元是我三个女儿捐献给那个坐在中国某地铁道上的小孩的。”
宋美龄的这次访美，的确给美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对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卡尔·桑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她所想要的，都是为了地球上的全人类。”而且在她回国后，在纽约圣劳伦斯河边的一个宁静的小镇与西纳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曾设置了一个巨大的玻璃彩画窗，它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艺术家瓦伦丁·多格里斯创作的，它描绘了天堂里的生活。耶稣基督在上，圣母玛丽亚和列位圣徒在下，按历史顺序代代相传，直至如今。代表当代玛丽亚的画像是东方人的画像，这就是宋美龄，“基督徒中的第一夫人”。她高举一卷直幅，上面写着她以基督徒身份向全体美国人发出呼吁：“我们必须宽恕为怀。”
不可否认，宋美龄的这次访问也给美国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在外国人写的有关书稿中都有提及。主要是生活上奢侈，例如在白宫居住时每天床单换得很多；在芝加哥不住对华救济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为她提供的棕榈大厦宾馆的半层楼，却要对方再花几千美元住德雷克饭店；穿戴奢华，“她鞋上的一些珍珠也许正是一九二八年盗墓人洗劫慈禧太后陵墓，破坏尸首时从凤冠上揪下来的，亦未可知”。
其次是“进行官方访问对她说来还是缺乏经验”，虽然她不亢不卑，包括拒绝见丘吉尔，“在某些方面，她才华出众，尤其聪明、辩才、魅力和精湛的英语，更非常人所能及”。
宋庆龄对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有这样的评述：“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总的说来，“以一个国民来说，宋美龄在美外交上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美元也紧跟着她的脚后汇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战，救济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遗憾的是，这些钱，大部分被缩水了，大部分被纳入了私人的荷包，多年后，继罗斯福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接受作家米勒访问时表示：‘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全都是’……”
从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和各方面的评论来看：
第一，由于中美两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致性，所以宋美龄在美国为抗日而所作的演讲与所干的活动，受到美国朝野的欢迎；尤其是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受到日军的攻击，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需要中国抗战来牵制日军，而中国的抗战也显示了威力，所以宋美龄不仅有了在美国活动的资本，而且有了活动的市场。
第二，由于宣传抗日、争取对中国抗日的援助，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宋美龄尽管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利益，她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下仍值得肯定。
第三，由于宋美龄在美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亢不卑，显示了民族的气节。
虽然她从小在美国受教育，但没有“惟美是从”，即使在像罗斯福、丘吉尔这些资产阶级的著名政治家面前，她也没有低三下四。
第四，虽然宋美龄是为蒋介石、国民党争取美援，但美国援助的物资到了中国后，蒋介石就在大后方贮藏了起来，等到新的内战一爆发，就将这些“美援”
拿出来对付中共。因此，宋美龄这次赴美活动在客观上是为蒋介石的新内战预先出了一把力。
访问加拿大与拒绝访英
宋美龄在美期间，于1943年6月15日至18日赴加拿大访问。6月7日，她致电蒋介石说：“妹定于十五日赴加，十八日再返纽约。”16日，她在加拿大国会发表了长篇演讲。参加的人有议长、首相和参议员、众议员。
在这个长篇的演讲中，她说：余久拟访问诸君与贵国，今日得与诸君晤聚一堂，深自欣幸。尤以得向贵国国会致词，为一光荣之事；盖贵国国会，就其制度而言，实起于古代良好之制度，即盎克鲁撒克逊民族贤人议会，迄今一脉相传，从未中断。此一制度，不论在升平或非常时代，俱已证明其效能。所谓议会政治，在诸君与余视之，乃是建立于国家根本法律以及人民公意之上；而其政策之实施，亦必在人民所付托之范围内。其于此长久惯例之权威，以及国家最高权所订之法律，遂有习惯与法律两种。习惯。即所谓“不成文法”；法律，即“成文法”。公元前第一世纪中一位罗马大着作家曾云“：人民不是无数个人为任何缘由而有之集合。
而是一大群人，因为对于法律表示同意，并具有共同利益，而遂彼此联结之集合。”吾人大抵均愿承认，一个真正议会政体，乃人类理性所能发现演进之最近乎完善正体。而所谓议会政体，乃是实法“法治”。换言之，议会政体以久远习惯与正确理性为基础。无一个人，无一团体，无一阶级，能处法律之上。
议会具有订立法律之最高权力，而个人只有因违犯法律之故，始得加以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