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4时，宋霭龄与宋庆龄出席妹妹美龄在私邸主持举行的重庆各界妇女欢迎会，会场设在室外的大草坪。5点钟，三位夫人从屋内来到草坪，全场的人都站起来欢迎她们。宋美龄首先致开场白，她说：“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两位夫人同大家见见面。孙夫人和孔夫人不仅是我的姐姐，而且也是全国姊妹的同志。”接着她扼要介绍了两位姐姐抗战以来所做的工作：孙夫人在香港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友做了不少工作，不久前，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并表示：“今天，就在这里要求两位姐姐长住在重庆领导妇女工作。”随后，大家一致鼓掌欢迎孙夫人讲话。宋庆龄说：“这次回来，和孔夫人看到了不少地方遭到敌机轰炸的残迹，看到不少同胞的受难，但也看到了许多姊妹们的努力工作”，她希望“妇女们都能够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并希望妇女同胞“多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妇女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宋庆龄讲话之后，宋霭龄也应邀讲话，她说：我虽然在外地，心却一直挂着重庆，希望全国姊妹们继续努力工作，“要以忠诚来贡献祖国，这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在短期内达到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最后，蒋介石来到会场，他以简短的致词对两位夫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孙夫人和孔夫人的到重庆来，不仅是全国的姊妹们喜欢，而且是全国的民众都喜欢的事情。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表示欢迎。”
4月15日，三姐妹应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在重庆向美国作广播演讲，由美国ABC电台向全美转播。战时，日寇常常扰乱破坏各国无线电广播，宋美龄此前的对外演讲就受到过严重的干扰。这一次三姐妹同时作广播演讲，其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为此，“我国事前布置周密，使敌方恶劣卑鄙之手段无所施用，获得成功。据有关方面消息，美国已来电报告，收听三夫人的播音，异常清晰”。
宋庆龄首先发表讲话，指出：“日本藉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言毕，她对下一个接话筒的宋霭龄作了介绍，说：“她不仅是一位在困难中开辟道路，从而使中国妇女能同男子一起参与国家生活的先驱，而且作出了最宝贵的爱国贡献，又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儿童福利工作和‘伤兵之友’等重要活动的卓越赞助人。”
接着，宋霭龄发表演讲说：“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在不断捐赠我们最需要的救济金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同情。”并指出：中国“妇女们已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到处参加工作；在前线，同战士和伤员在一起；在后方，同受到战争震荡的同胞在一起；在大后方、在乡村、在医院、在战时孤儿院、在工业和公共事业机构里，我们正在掘壕据守，抗战到底”。
最后，宋美龄发表讲词，说：“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对孔夫人的话补充几句，我所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将近三年之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美国法律的国会议员，对下列两件事，必须做到一件，或者是对于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动，也就是对日禁运汽油、煤油以及其他战争原料。”并指出：“我们并不是没有放弃战斗的可能，但我们仍旧在这样困难艰苦的情形之下，不怕挫折，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曾否想到，万一中国被日本军阀的武力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军阀将保有它完满的海陆空军实力，并且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人力和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军阀会给民主国家以强大的打击……若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军阀，竟使日本军阀在东方逞它的野心，那么事态的开展，就不堪闻问了。”
宋美龄在这次广播的最后说：“只要给我们以正义的同情，到相当时期，一定能使他们(这里的“他们”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失败，然后它就根本不能助长人类的祸患，摧残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来扰世界的安宁。那时节，世人将会公认我们的功绩对于整个人类是怎样珍贵的贡献，问题只在能不能对我们表示正义的同情，这个问题只能让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给我们一个答复，炸弹的爆炸声，虽使中国的同胞震耳欲聋，但是仍旧渴望听一听贵国方面的答复。”
对三姐妹这次重庆之行以及所干的事有什么反响呢？外国人有这样一些报道：“欢迎夫人们的到来成了如此狂热的社会活动，以致不得不为此订立了一条规矩：她们任何一人都不许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协会和委员们才特许招待她们”，“重庆的居民紧张到了百无聊赖的地步，不在战争条件下生活的人是体验不到这点的，他们贪婪地观察宋氏三姐妹的一举一动，眼睁睁地盯住她们，而宋氏姐妹也回看着这些人”，“三姐妹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或者只是投以微笑”。
当然，三姐妹在重庆的活动是很辛苦的。“快速旅行、欢迎庆祝会、参观学校以及无数的讲演，一直困扰着三姐妹，她们四处奔忙，并感到操劳过度，但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希望和活力使她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自从离开香港以来，所有报纸都报道了她们在四川的经历。自从轰炸期开始以来，三姐妹尤其受到了日本人的‘关照’，夜晚在月光下，她们从寝室里被唤起，沿着台阶走入防空洞，在洞中，她们秉烛商讨形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三姐妹都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宋美龄，有两位姐姐陪伴她，情绪更高，且很得意。“从照片上看到她发自内心深处自豪的微笑，这是动人的微笑，因为当知名人士表明也有私人的感情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对此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她们“深深地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动，不管怎么打动人心的新闻报道和统计，也不能向人转达第一眼看见重庆时的那种感想。人们忙忙碌碌显得坚定而又快活，到处是千奇百怪的、经过改进临时凑合的设施。庆龄承认她从未看到过自己的同胞显示出这种卓绝的精神。尤其使霭龄感到高兴的是，她在奥柏林——山西纪念学校看到了用日本人的炮弹残片和飞机残骸制作的机器和武器。这所学校是孔博士得意的工程项目和机构，霭龄还是新娘子时，曾为学校工作过。如今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一起转移到成都”。
宋美龄和她的两位姐姐的香港相聚和重庆之行，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即“打败日本”，也正是这一个共同的愿望把她们拉在一起，正如美国的罗比·尤恩森说的那样：“对这三位富有感情和教养的女士来说，这是一个狂乱的年代，一个恐惧的年代，一个悲伤的年代，但这也是她们共命运的年代，她们共同希望和祈求打败日本的年代。”她们的行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给人以团结抗战的印象，尤其在汪伪政权建立的时刻，“人们就不再会相信宋家分裂以及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一个消极的后果，即处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刻，宋美龄拉了宋庆龄，在客观上帮了蒋介石一个忙。在重庆，三姐妹联袂出席的一系列活动，都有摄影记者争先恐后地抢镜头，包括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在一起的镜头，可以说是“宋家难得的大和解”。的确，这是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的10年来，三姐妹首度共同亮相出席社会活动，也是宋庆龄首次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拍照，表示了宋氏家族在抗战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5月9日，宋庆龄和大姐霭龄相约一同返回香港。当月，宋庆龄在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保盟通讯》上发表小妹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一文。
与此同时，《保盟通讯》还发表《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的报道，介绍宋美龄和宋霭龄推行伤兵之友运动的情况和捐助办法，这办法是：在伤兵之友运动中，捐款1元(法币)者为普通成员，捐款10元者为特别成员，捐款100元者为荣誉成员；在伤兵之友运动中，募集到5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5000元之捐款的团体，可得B级证书；募集到10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10000元捐款的团体，可得A级证书；募集到50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50000元捐款的团体，可得特别奖章。
回到香港后的宋庆龄，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视察后方之观感”：总的来说，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加，“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内地生产建设与日俱进，过去散漫之人力，亦逐渐组织化，或团结于生产部门，或团结于军役服务”，“只要坚持抗战，必可战胜日寇”；在政治方面，“不能否认，自抗战以来，已有许多进步，但尚未达到应有之程度。对于领袖，对于主义，空言拥护者不乏其人，对于抗战中改善民生，尚少明确具体之实际办法，此则不能不令人深为遗憾”。
总的来说，宋氏三姐妹在香港、重庆的集体行动是对中国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的。
协力办“工合”
“工合”的全称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或中国工业合作社，起源于1937年，由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发起组织的。
目睹上海许多工厂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沿海工业区逐渐沦陷，大批人员涌入内地，后方工业品匮乏，三位外国友人萌生了“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上海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加的“星期一聚餐会”的响应，并着手制定了一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书，目标是使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使千百万人得到工作的机会，从而实现生产自救的目的。
中国“工合”运动发起后，发起者和组织者都认为，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运动要取得成功，须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资金。为此，他们派人携带计划去汉口，当面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报，寻求支持。同时，斯诺等人通过友人，争取到英国驻华大使科儿的支持，科儿大使亲自到汉口将计划交给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努力说服他们接受与批准这一计划。
“工合”运动得到了宋子文与其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等人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的目的、参与的方式及介入的程度不同，但毕竟在推动“工合”事业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这是自1927年蒋记政权成立以来，宋家成员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唯一达成共识的一件事。
宋庆龄是宋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合”事业，也是最热心的一个。当她得知艾黎等人的想法与计划后，立即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工合”运动。宋庆龄认为：“再没有别种运动能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工合”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为此，宋庆龄充分利用她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关系，在香港积极向海外发动募捐。她曾多次发表广播讲话，宣传中国的“工合”事业，并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工合”事业。在一封《致全世界的朋友们》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请你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宋庆龄的信，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普遍同情与共鸣，中国的“工合”运动因此得到了许多国际朋友的捐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