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揭穿了西方国家寄希望于用“国际法”来制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只是一种空想。她说：“列强的签订九国公约，原欲避此巨劫，也为了特别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免受日本军阀的侵略。列强又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组设国联，用这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理的侵凌。奇怪的是，这些条约，今竟荡然不存，开历史未有的先例。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了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不仅战士捐躯疆场，连他们的家属妇孺，也难幸免，这些都是日本军阀正在中国肆行无忌的行为。然而条约的崩溃，与夫二十世纪重复发现这种大规模残杀无辜的惨剧，文明各国也不能无咎。”
第四，表明了中国人民已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的决心。她说：“中国一向是被认为怯懦无能的，军事上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然而如今已决定放弃以前的容忍政策，不再忍受暴敌的侵略残杀和无理侮辱，全国奋起，为了国家的生存而从事抗战。”“我们历年来负着怯懦恶名，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力之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涂染了鲜红的血液，或毁灭在猛烈的火焰之中，亦所不惜。”
第五，感谢华侨和海外人士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她说：“在抗战中。我愿意特别称道海外爱国同胞的忠诚赞助，这将是我国最后胜利的一大因素。因此，我代表蒋委员长，向海外侨胞，申谢他们的慷慨捐输，并保证我们将用所有的能力，来作扞卫疆土的奋斗，务求不辜负他们合作鼓励的美意，同时我还要感谢友邦人士同情的表示和精神的鼓舞，这实在给了我们无上的激励，这种同情是必要的，我们正须仰仗着世界各国的智慧与公平，使日本军阀朝夕孜孜所散播的荒诞流言，对于世界及中国，不致发生不良的影响；并且还希望我们的主张和努力，得到中国素所信守与维护的条约的援助。”宋美龄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是反映了蒋介石抗战初期的“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不过蒋介石对国联迷信多一点，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又必要的行动来制裁日本；而宋美龄则对西方各国谴责多一点。蒋介石是“求救”多一点，宋美龄则是“感化”多一点，例如在上述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段感人的话：“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但是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惶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以及慈母悲悼她爱子的眼泪，家室被烧时的黑烟与火焰，种种凄绝人世的境况，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再会罢，诸君。”
宋美龄这些向海外，尤其是向美国所作的舆论上的宣传呼吁(包括斥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有的书评述：“的确，如果人都明白她所说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就会行动起来救中国！”
动员妇女参加抗战
1937年8月1日，上海会战爆发前，风声已紧张，宋美龄在南京将国民党头目的夫人与女儿召集起来，建议妇女要齐心协力，帮助赢得战争。宋美龄在会上指出：“妇女的工作不只局限于生产军火和办医院，而且还应教育大众，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大多数人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规模和意义还不甚清楚，国家领导人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姐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许多农村妇女在地里干活，所以中国的农民必须减少疾病，消除阻碍粮食生产的无知。他们在学习这些基本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其他的东西——读书、写字和思考。所以有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新生活运动还应该继续，尽管战争暂时把它变成了防御的机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建立了一个“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宋美龄作了题为《告中国妇女》的演讲。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正当强邻压境，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重、最危险的时机。因为战争是凶险可怕的，我们不得不在战争的阴影之下集合，实是万分遗憾的事情。这次战争，我们必要牺牲很多将士，无数无辜的平民，和损失国家无穷的财产与资源。眼看我们十年来埋头苦干的建设，要被这十分残暴的敌人摧毁了，但为了国家的生命，有时我们需要这样极度的牺牲。我们政府的态度，现在已经明白表示，凡是自爱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们已经忍受了，我们不再迟疑，要勇往向前，用尽我们的全副力量，来救国家的危急。”接着，她针对妇女说：“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各人要尽量地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什么地方有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得争先恐后地来担任。”10月6日，宋美龄应澳大利亚悉尼某刊物之请，在国外发表了题为《战争与中国女性》一文。文章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痛斥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宣扬了中国的艰难抗战。
第一，向国外友人宣传了怎么看待中国妇女。文章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对于中国女性的观念也各有不同。那些浪漫主义者印象中的中国女性，是在花叶掩隐、亭台复折的曲径小道之上，姗姗微步出来的一位云鬟翠袖的人物；另有一种人，所见的中国女性，则是沉静而耐苦地跟男人共同在田里辛勤工作，或是与自然的困难，作奋勇的搏斗。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另一种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宋美龄比较肯定地认为：“我们已有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女性用新的确信自立了起来，并且用新的眼光来批判人生。”
第二，向世界揭示了日寇入侵给中国妇女带来的灾难。文章说：“不幸的现在中国已被战争的祸患，变成非常不愉快、非常苦痛的时代了。这战争，各国虽不承认它是战争，实则是残酷无比的战争，它的进行，完全不受任何规则、任何法律的节制，凡是近代技术所办得到的一切大规模杀人工具，都给敌人完全利用了。”宋美龄具体地描述：“死亡与毁灭，每天自各处的天空下降，自北至南，以及辽远的内地，凡日本飞机飞翔所及的地方，都遭受猛烈的炸弹的投掷，许多非战斗员和妇孺，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伤枕藉。他们的家室，不论是茅屋，是精舍，都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炸成废墟，有的烧成灰尘。敌人的空军是绝不尊重生命与财产的。”
第三，着重宣传了中国妇女已投身于这场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文章说：“生活于这种灾祸侵寻之中，从炸弹之下幸存生命的中国妇女，已经严切领受了当前的事实，她们立刻觉悟了自己的责任，认识了在国难期间应尽的义务。
本来各阶级的妇女，接着她们各种环境的需要，同样有尽力的责任的。”“任何年龄、任何地位的妇女，都得把绝大的力量来贡献给当前的工作。战争开始的时候，社交的享受就停止了，没有娱乐，没有欢会，谁都专心壹志于救死扶伤、慰劳军队以及各种切实的救国工作。”宋美龄十分具体地写道：“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她们都自愿参与接济士兵、救援贫民的工作。我们这里所产生的现象和各国在战争时所有的现象，完全没有两样——妇女界的领袖，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东西。已有一百个妇女推销队组织成立，销售一百万元救国公债。此外，有的还在组织中。收集金银珍宝以充实国库的运动也踊跃地在推进。女界领袖慷慨捐输或出力办理医院及难民收容所。上海女子青年会、妇女俱乐部及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同学会在上海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即为一例……从慰劳伤兵，赡养难民起，一直到提倡节约运动，整个的战时工作中，中国妇女都在贡献她们的能力和财力。酒楼的侍女，舞厅的舞女，如今都在医院及救济机关里辛勤工作，也有若干年轻女性，驾驶着开赴战场的汽车或运输车辆。”
第四，论述为什么中国妇女“竭尽了她们全力去干这种救济战祸的工作呢”？
文章回答说：“我们中国正抵抗着一个野蛮残暴、野心无比的敌人，以求自卫，所以中国的妇女都放弃了安静与快乐的追求，尽力于辅助战士、救援国家的工作。”
1938年5月下旬，宋美龄在庐山开了妇女谈话会，出席的有宋霭龄及冯玉祥、陈诚等人的夫人共50名“中国妇女界的知识分子”和“所谓妇女界的领袖”。召开这次谈话会的目的，按宋美龄说的，“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分子能够聚首一堂，大家认识。要是我们女子能够表示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更不得不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这是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二个原因。”这次会议的议程有：“(一)战时妇女工作问题；(二)如何动员妇女民众；(三)如何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事业；(四)改善妇女生活问题；(五)妇女团体联络问题。”5月20日，宋美龄在谈话会上发表了演讲，谈了这次会议的目的与要求，把新生活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展开，以训练全国的妇女工作人员，投入抗战。她说：“这一次会的目标在于订定一个试验性质的纲领，以训练全国的妇女工作人员。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一种已经存在的组织，这组织须具全国性，并且，还要能够深入各阶层的民众。我指的就是新生活运动……”会上决定建立妇女咨询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九个部门：总务部、训练部、宣传部、生活部、生产部、战争救济部和战争地区服务团、难民儿童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确实做了许多动员与教育妇女投身抗战的工作。
她先后发表了许多篇文章与讲话：《妇女谈话会演讲词》(193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妇女节纪念会讲词》(1939年3月8日)，《妇女与家庭》与《中国妇女工作》(1940年6月)，《告女青年书》(1940年9月20日)，《中国妇女抗战的使命》(1941年7月为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作)，《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四周年讲词》(1941年8月1日)，《我们中华妇女》(1942年2月12日在全印妇女会议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讲)和《向全印妇女发表演说》(1942年2月12日)，《向世界广播中国妇女战时工作》(1942年3月8日)，《向伦敦国际妇女会致意词》(1944年3月8日)，等等。
这些文章与讲话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而阐述了不同的内容。
在抗战处在持久阶段，宋美龄一再提出：抗日战争已加速了中国妇女的“抬头与解放”，“它激起她的爱国热情，并给予她久所梦想而迄未实现的工作领域；它使她获得在社会上与男人平等努力的机会；它使她开始担负那些原为富有经验的男人们所独占的责任；最后，她在协同击溃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终于表现出她的创造力”。
到了抗战将要取得胜利的阶段，宋美龄说：“在战云迷漫、烽火蔽天之中，我们妇女所担当的任务，大都发动于我们挚爱国家的情绪，发动于我们的爱国心。
有人说得很对，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当然爱国心决不可以丧失，倘使爱国心丧失了，那种日子势将恶劣到不堪设想。但是有了爱国心以外，艰危的世局并且还需要我们有远大的眼光，把全世界的人类一视同仁。到未来的新秩序实现之时，我们必须以过去对于本国人民的爱护与贡献，推广到整个世界的人类。我希望我妇女界也都有这种四海一家的观念。我并且同样地希望她们将发挥无可抗拒的力量，保证这种观念必能实现。我中国妇女完全同情这种世界理想，正以最大的热诚准备与你们合作，尽一切的努力，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因为一国的真正幸福，必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幸福。”
举办训练班。当时武汉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武汉民众的抗战情绪极为热烈，青年界尤为突出。宋美龄要利用这个形势，把她的那一套推向全国，于是就在武汉开办训练班，选自全国流入武汉的女青年，分两批接受特别教师的训练。
第一批50名，第二批120名。经过训练后，由30名组为一队，被派往全国各地，利用当地的学校、寺庙和任何公共建筑物，建立教育中心，从事卫生、乡村经济、基本阅读、写作、算术、战争教育等教学活动，也有一些人在医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