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事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
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伤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遭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由于宋美龄做了上述的工作，终于使南京的政局稳住了。“蒋夫人巧妙而又大胆地对付南京政府的官员”，这些工作也只有宋美龄这样特殊身份与地位的人才能做得到，在客观上为和平解决“事变”，在国民党当权派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然这一步纯属统治阶级以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一个行动。
接着，宋美龄要设法沟通宁陕对话。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宋美龄打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为什么宋美龄要派端纳去西安呢？一是因为端纳曾经当过张学良的顾问，私交也比较好，即使后来端纳当了蒋介石的顾问，张学良遇到难题，还是找端纳诉苦，如1936年秋末，张学良就找过端纳诉说过：“共产党人说的都是真话，我能有什么办法？可是老蒋总是说我们必须同共产党作战。”端纳就劝张学良把自己的苦衷写出来交给蒋介石，张学良就照办了。二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认为不可能搞“兵变”，不可能杀蒋介石，反对何应钦主张进攻西安。三是宋美龄对端纳比较相信，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也有两年了，认为端纳处理中国的问题能出于公心，同她对这次事变处理的观点也相吻合。13日中午，端纳秘密离开南京先赴洛阳再去西安。“因为有迹象表明，何应钦可能不让他起飞。他告诉蒋夫人，时机紧迫，不容再等。”13日夜晚，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端纳去的电报。14日早晨，端纳肩负宋美龄给他的使命到西安。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
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指出：他的行为将会给中国团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我相信他的莽撞仓促的行动并非有意加害于国家或委员长。不过他应及早挽救自己。宋美龄是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在当天下午5点钟见到了这位外国人，‘其忠义是令人感动’，他说，见到自己没有失却这位朋友，蒋介石眼里充满了泪水。”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嘱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机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
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命后，于当天(14日)下午5点30分电告宋美龄，说他见到了“身体无恙的蒋委员长”。15日，端纳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用电话再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在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拒不执行，说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命令。到了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到南京，并要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讨，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等的阻拦，同端纳一道到西安去。“蒋介石躺在床上看到子文走了进来，一下子百感交集，话都说不出来。子文递给他一封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我一定去西安与你同生共死。’委员长感慨涕零，不能自制，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这两人密谈了半个小时。除别的以外，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扣他的人读了他那本日记后，对他态度有所改变，日记中宣称最终总是要抗日保国的。他还重复了端纳的警告，即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反叛者，而是来自亲日派，他们现在正为把西安连同蒋一起炸掉作最后的准备。当晚，子文同少帅又到蒋的住处，三人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蒋介石便勉强同意了反叛者们提出的最重要主张：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创建抗日统一战线。
蒋坚持只有先放他回去协议才能生效。”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周恩来，探听中共的意见。原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解决事变的五条方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提出了解决这一“事变”的基本方针：(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事变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目的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同时，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置意见，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前往西安开展工作。当宋子文到了西安后，周恩来等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宋子文在亲自了解到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21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宋美龄亲赴西安救蒋。为什么宋美龄要亲自赴陕呢？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宋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告知，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要挟张、杨，如果这样的话，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的困难。对此，宋美龄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赴陕的风险很大，张学良也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也恐吓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
她为着她那个阶级与集团的利益，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她为着救丈夫的勇敢的努力，并不值得怎样惊异，因为甚至当蒋委员长在统率着政府军，向中国共产军或者向顽强的军阀军队作战时，她也曾陪同他一同到各处战线去。大家以为蒋委员长的安全和中国的命运，都决之于这三个人的努力。假如他们的使命不能成功，不单是蒋委员长和他在西安被监禁的随从们将都被杀却，并且必定会使中国遭遇到十年或廿年内战的混乱。
因此，正有着许多比蒋委员长的生命，和被那些叛逆者所监禁着的许多著名官员的生命，更危险的事呢！”有的书评论说：“蒋夫人还确认到，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的双方进行调停的时候了。无疑，双方都有许多各自的道理，但若没有蒋夫人的影响，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心去倾听另一方的见解。”22日，宋美龄带了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奔赴西安。飞机将要在西安机场着陆时，宋美龄把她的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说如果张、杨的部队要抓她的话，就请端纳开枪把她打死。端纳一面答允，一面笑着说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张学良“不存怀疑之心”。当晚(5时半)，飞机着陆，摄影师连忙拍照。“当时的情景也确实值得记录在案。他们乘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无线电天线迎风嗡嗡作响，在泥土地上滑行了一段终于停了下来。疲倦的乘客们走下飞机，周围是戴着老羊皮帽、高举着火把的东北军士兵。蒋夫人把耳朵遮住以抵御蒙古刮来的寒风。少帅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军服，从火把圈外走了进来，朝美龄深鞠一躬表示欢迎。”
宋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22日晚，宋美龄去见蒋介石，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所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着，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
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蒋介石在这难熬的日子里，一直由他一贯遵循的那种传统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所支撑；美龄则站在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上，倘若一个人只抱有一种信念，能坚持多久呢？不管怎样，美龄再一次来到蒋介石身边，她总是能帮助他将严格的信念转化到急迫的变通之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