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以前，这就是向资本主义文明，包括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学习。这种学习，是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西学传入的增多和中国人对外知识的积累，而在外延上不断扩充，内涵上逐渐深入的。在这个扩充、深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代议制度，日益受到先进中国人的关注，成为研究、议论的一个重点问题。代议制度又叫议会制、议院制或国会制，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不论是民主共和的美、法、瑞士，还是君主立宪的英国、日本，在形式上议会都是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宪法赋予它代表民意、行使立法和制约行政等职权，国家重大内政外交须得到其同意。对于这种与中国封建专制显然不同的代议制度，近代中国先驱者从朦胧向往到大力提倡，再到怀疑批评和改进扬弃，经历了认识渐次深化的几个阶段，反映向西方学习的认真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为后人在如何对待包括不同制度在内的外来事物上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中国近代史是从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亦即从挨打开始的，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最初的，也最强烈的印象，是其枪炮兵舰很厉害。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是那时对外部世界知之较多的几个中国人之一。1840年10月，他在总结四个月来鸦片战争中清军失利的原因时，认为“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这是他受革职处分不久向道光帝说的话，当不是轻率作出的夸口，而应为深思之后的忠言。照他的看法，中国如能早点准备一批质量好的船、炮，就不致败给英国，倒可稳操胜券，打败英军的。这说明连林则徐这样的中国人，那时所感知的西方，也只在船坚炮利上胜过我而已。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那些忧患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更努力地去了解西方。1844年，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以后几经扩充，增至百卷。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着名思想。承认中国有必要放下架子去“师夷长技”，这在虚骄自大之气笼罩下的当时算得上石破天惊的创论。至于何谓“夷之长技”，魏源的回答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同上述林则徐在1840年时的看法相似，仍未超出船坚炮利的范围。
但是，魏源比林则徐已较多地注意西方的政制。虽然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所编的《四洲志》，也提到过英国等的政治，出现了“巴厘满”（英文“议会”之音译）一词，但此书是不知外文的林氏请人把英人摩雷的《地理大全》译编而成，“巴厘满”究为何物，他自己也未必知道，故并不表明他已注意到西方的代议制度。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已相当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政治，说该国凡“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英文“行政机构”之音译）而分布之……”。他还特别称赞美国的政治：“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流露出一种向往之情。
与林、魏同时代的广东爱国士绅梁廷枬，在19世纪40年代所着《海国四说》中，也盛赞美国“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另一位同时代人、福建巡抚徐继畲，1848年写成《瀛环志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政制，如英国“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前者即上院，后者即下院。
国有大事，先由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房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而民间有何兴革之议，则“先陈说于乡绅房”，讨论同意后“上之爵房”，爵房通过后再“上之相而闻于王”。对英国代议制度下的议事程序所作的这些介绍已相当准确。徐氏对美国的政制也很赞赏，谓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政最简易，榷税亦轻”。可见，在中国近代史揭开首页之际，一些志士仁人出于反抗侵略、保卫中华的爱国之情，就已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课题，他们在首先注意到西方用以痛打了中国一顿的船坚炮利之后，很快又开始注意到西方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代议制度，并对此怀有朦胧的向往之意。
时过二十年，中间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已有不少进步。比19世纪40年代的前驱们有较多机会接触西方实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怀着把中国引入世界潮流，步上近代化之路的强烈希望，要求从多方面，即不只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向西方学习。洪仁玕、容闳和冯桂芬，是其中的着名代表。
1859年4月，流亡香港多年的洪仁玕来到天京。他在受命主持朝政后，把自己在香港多年的见闻和研究所得，写成《资政新篇》呈报洪秀全，主张太平天国广泛兴办近代各种工矿交通企业和发展金融、通讯各业。这是中国近代关于学习西方，系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书中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情况也略有介绍，对美国尤表钦慕，称其是最“礼义富足”之邦。
继洪仁玕之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回国后，也在1860年11月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建议七事，即建设近代化的军队、教育、经济，以及建设一个“善良政府”。容闳并未具体解释“善良政府”该是怎样的政府，…但从他所陈其他六条的内容，以及联系他决心通过“西学东渐”，即向祖国输入西方文明使之近代化这些方面来看，所谓“善良政府”即非西方资本主义代议政治所莫属。
在洪仁玕、容闳向太平天国条陈发展资本主义、广泛学习西方时，1860年避居上海、曾拜林则徐为师的冯桂芬，正在自己的书斋里撰写一篇接一篇的短文，1861年汇编为《校邠庐抗议》一书。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什么是“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对比中西，指出中国不但“船坚炮利不如夷”，而且“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所谓“不如夷”者，亦即为我应当学习的“诸国富强之术”。其中的“君民不隔”，虽未明说是指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却已是必然的归宿。
洪仁玕、容闳和冯桂芬这样经历迥异、身份不同的知识分子，出于振兴中华的共同目的，不约而同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提出了上述关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显然已较林则徐、魏源等人所主张的要扩充、丰富得多，已经远远地超出船坚炮利的范围，这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人对外知识的增加和向西方学习的深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其代议制度，却并没有比19世纪40年代的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人的认识有新的明显的提高，而这是由那时的客观历史原因造成的。
20世纪初曾有人这样描述那些探求救国道路的志士仁人的几种心态：“愤于国力之弱也，则曰讲求武备；痛于民生之窘也，则曰讲求实业；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也，则曰讲求政治，讲求法律；民智不开，民气不伸，而政治、法律率莫能变也，则曰讲求学问，讲求教育。”这里所描述的几种心态，其实并非出现在同一时间，它们依次出现于从鸦片战争起的半个多世纪中，反映了中国人在此期间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几个历程。直到19世纪60年代，人们感知最切的仍是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技术，亦即其“武备”和“实业”，对其政治的研究刚刚开始。因此，即使像洪仁玕、容闳这样有过亲身见闻，又多少读过彼邦有关政论的人，所最留意的也还是西方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至于其他中国人，至多还只能从道听途说中获取些浮光掠影的片断。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但无从感受，且亦无由闻知。国内的历史进程也尚未到达有欢迎它入门落户的社会基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还不会有人直接明白地提出采用西方代议制度的要求，即使有也只是表露一些向往之情而已。
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和随之兴起洋务运动之后，中外交往在各个领域迅速增加，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19世纪70年代后，一方面是洋务运动由“自强”转入“求富”，兴办了一批民用性工矿交通企业；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资本出现于世，反映其发展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逐步形成。与此相应，知道西方不只在经济、军事和技术等方面，也在政治制度上有其先进之处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努力了解和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政治制度与经济和文化相比，是西方各国所以富强的更重要的原因，因而迫切地希望中国采行西方的代议制度。
饶有兴趣的是，最早明白表示西方代议制度有我可取之处的是两位着名的洋务派人物。1874年，洋务派头目之一的文祥在上奏中说：“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这里所说的是当时英、德等君主立宪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度，把它与中国古训“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扯到一起，似乎这种制度中国古已有之，这是当时一些中国士人在议论中西文明与制度时习用的方式，未足深责。文祥还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作为洋务派头目和满洲权贵，文祥拒绝采用西方代议制度自属情理之中，但他确是明白肯定了这种制度有我可取之处的。第二年，经常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亦在奏议中提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这里更明确地指出了西方立国之本、富强之基并不是工商器械之类令中国人羡慕生畏的东西，而是其政治制度。郭氏针对中国国情，知道还不可能采行西方的政制，但他主张“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表明了他并不绝对排拒西方的政制，而是要先打好基础以待今后采法之。
正式直接提倡在中国采行西方代议制度的，是70年代后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无论甲午以前鼓动时代思潮的早期改良派，或是甲午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戊戌维新派，除了少数人之外，都曾把“设议院”，即采行西方代议制度，作为比学习其工商器械更重要的问题来大力提倡。
在早期改良派中，对代议制度提倡最早、最力的是郑观应和王韬。
郑观应在他1880年出版的三十六卷本着作《易言》中，盛赞西方各国“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他要求“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扦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继而他在《盛世危言》中，以更强烈的情绪呼吁在中国采行代议制度：“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语气是何等的肯定，心情是何等的焦急！
郑观应所赞赏和力主仿行的，不是美、法式民主政治的代议制度，而是英、德式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度。因为在他看来，“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君民共主”就是君主立宪，“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甲午以前主张仿行西政的中国人，都视君主立宪制为完美无缺之制。这除了经济和阶级力量的原因之外，也因长期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使人们还难以接受没有君主的制度。而那时中国人所知最富强的外国是英国，所知发展、变化最快的外国是日本；泰西的英国和东邻的日本，又恰为君主立宪之国，这更加强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与羡艳。所以，不只郑观应，其他的改良派也都最推崇君主立宪制度。
与郑观应呼吁设议院同时，王韬在自己主持的香港《循环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革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882年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书中对君主专制和民主制度多有批评，独赞君主立宪可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故为最完美理想之政体。 其他许多早期改良派人物，如薛福成、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陈虬、宋恕等人，也在各自的着作中赞美或提倡议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