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三次高潮”、“四个阶梯”、“两个过程”、“近代化”等不同的说法；1989年8月在湖南召开的“中国近代史宏观问题讨论会”上，有人还提出了以“独立和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主张。
历史基本线索是历史主要内容的体现。历史作为既往的存在是永不再变的客观事实，不能由人们的主观加以改铸，历史的基本线索当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历史是包罗万象、异常复杂的，人们认识和记述某个时代的历史，总是在大量史事中选择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制度、思想、人物，等等，用以勾画出该时代历史的概貌和发展规律，不会、也不可能包罗无遗地什么都写都讲；而对史事人物的品评，也总有个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是由于人们既受自己立场、观点、方法、知识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又不能回避和摆脱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尽管历史，包括其基本线索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各人对它的认识和把握却都带着主观性，这是人们对各种历史问题的看法往往因人因时而异的原因。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早在50年代我国史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时，多数人同意断限至1949年而不是1919年。在我们讨论基本线索问题时，即以这一认识作为讨论的前提之一。
就上述几种主要意见而言，如果归纳一下，“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两个过程”的集中表现，“四个阶梯”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近代化”的具体轨迹，它们可以分别归入“两个过程论”和“近代化论”之列，因此，主要的分歧意见实为三种，即“两个过程论”、“近代化论”和“独立和近代化论”。我想对这三种说法也谈点自己的认识，并提出修正意见。
所谓“两个过程”，是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论述的简化表述。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出自他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总结的是从1840年到那时为止恰好一百年的中国史，并且也完全适用于此后十年，即到1949年止的历史。有的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段话中两次用了“过程”一词，但他并非说是有两个过程，而是用“也就是”三字指明了这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用“两个过程”简化这段话是违背原意的。是的，如果认为这是分开并列的两个过程，自然不符原意。不过，持“两个过程论”的同志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未把它当作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只是借用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这一归纳，以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如实地这样去理解，“两个过程”这一表述法，是仍然不妨使用的。
作为“两个过程”集中表现的“三次高潮”论也在5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可说是传统观点了。其被长久采用，是因为：
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最基本的历史内容。且不说别的战争，也不说局部的冲突，仅具有全局性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就占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侵略、压迫、反抗、斗争，牵动着近代中国大部分人的心弦，在一百一十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构成了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的基本历史。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种种事物，有哪一件不与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所以，用“两个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二，那时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行着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有必要深刻地认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广大人民和志士仁人英勇奋斗的历史，总结其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歌颂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批判与鞭挞一切与此相悖的人和事，以激励人民，推进革命。在这时形成起来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近代史体系，对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沿用至今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应给予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所起过的作用。
但是也应看到，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也导致了一些偏颇，这主要有三点：
一、它在突出政治、军事领域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经济领域的演变、状况未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一部中国近代史显得像是一部政治、军事斗争史，或曰中国革命史，令人感到已远远地不能适应我国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需要了。
二、它很少总结近百年中国在民主化方面（诸如批判封建思想、改变落后观念和恶俗陋习，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等等）所作出过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所留给后人的严峻形势，以及先驱者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有益主张，以致令人不能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和启示，以避免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失误。
三、它对各种史事人物的评论，过于强调以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的态度为准绳，以致对诸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第三条道路的贬，对一切造反行动的褒，常不免简单化。
由于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会导致这些偏颇，加以几千年来全世界科技文化，包括历史科学的长足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以及我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都必然要求我们对“两个过程论”进行必要的反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必要的改进，纠正其偏颇，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再说“近代化论”，不可否认用“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于纠正“两个过程论”的偏颇，使人们重视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等的研究，以为“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都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却有一些难以说得通之处。
首先和主要的是，这并不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上面提到的那些具有全局性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就已占中国近代一半以上的时间，如再算上军阀混战和其他许多规模与影响稍次的战争，以及各种形式与内容的冲突、斗争，那就遍及近代一百一十年的几乎所有年份。谁也无法否认，侵略、压迫和反抗、奋斗，构成了中国近代最基本的历史内容。持“近代化论”的同志对此亦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等斗争，是为中国的近代化扫除障碍，是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故不能以此否定其“近代化论”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