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杰出的女英雄、光复会领导人秋瑾，因与徐锡麟分头组织浙、皖起义，于1907年7月在故乡绍兴被清政府捕杀。“秋案”发生后，浙、沪等地的社会舆论反响强烈，人们怒斥清政府的暴虐无道。杀害秋瑾的主凶，绍兴知府贵福和浙江巡抚张曾，更成为众矢之的。与此同时，有关“秋案”内幕的多种传说，也在浙、沪等地流布，其中包括汤寿潜与“秋案”有牵涉的一些传闻。 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当时是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正在主持苏杭甬路浙江境内段工程；又是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正与另一位副会长张謇等人一起，在为推进立宪进程而积极活动。这些职务和活动，使汤寿潜成了当时闻名全国的人物。
关于汤寿潜与秋瑾被捕杀事件有牵连的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陶成章所着《浙案纪略》。陶成章与秋、汤同为绍兴人，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秋案发生时他正在安徽，后逃避清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国外。1908年，他在缅甸仰光的中文报纸《光华报》上，连载了《浙案纪略》，其中第四章《破坏纪事·绍兴之难》中说：绍兴知府贵福在得到绍绅胡道南等人的告密，确知秋瑾将要在1907年7月19日（六月十日）在绍兴发难的消息后，“遂上省请兵。比到杭城，先见巨绅汤，素恨瑾，力怂恿贵福去之。贵福遂面禀浙抚张曾。曾使其慕友张让山询之，答曰：‘是等人，不杀何待！’让山以复曾，己复从中下石，曾之意乃决，遂徇贵福之请，使贵福先归，预为措置。”同书《秋瑾传》中，陶成章作了大体相同的记述，而更具体地指出这一天是7月7日（五月二十七日）。
鉴于陶成章是着名的革命家和秋瑾的同乡，在革命活动中一向有艰苦踏实的名声，《浙案纪略》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着作，因而人们对其所记很自然地容易接受。而1907年时在杭州的“巨绅汤”，指的就是汤寿潜。这是关于汤寿潜与秋瑾被害一案有牵连的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王金发。1911年11月杭州光复后，王金发为了反对汤寿潜任浙江新政权的都督，提出：“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他的意见虽然最终未获采纳，但得到当时与会的一部分人支持。且反对其意见最力的同盟会员褚辅成，在会上并没有正面否定汤寿潜与“秋案”有涉，而是以“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即被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力，有碍革命之进行”为由，否定了王金发的意见。王金发是光复会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家，深得秋瑾的信赖，在秋瑾被害前后，他在绍兴和嵊县，后来为了替秋瑾报仇而刺杀了向贵福告密的胡道南。他的这些情况以及他对汤寿潜的上述指控当时无人正面反驳，都加强了人们关于汤寿潜牵涉“秋案”的印象。 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在秋瑾被害这件事上，汤寿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是他一生历史中一个严重的污点。1961年版、1965年版和1979年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亦均作如是观。
汤寿潜究竟有无在捕杀秋瑾这件事上“曾赞一词”、因而负有严重罪责呢？我们对有关史料深入考察时，发现有着种种的疑问。
首先，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所说的汤氏“素恨瑾”，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汤寿潜与秋瑾素昧平生，两人从未见过面。虽然一是立宪派人，一是革命党人，政见不同，但两人既从无交往，更从无冲突。汤寿潜是一位切望祖国独立富强，不满清朝腐败统治，个性耿直的人，他不同意秋瑾的政治立场自属情理中事，但这种政见之歧并未引起过两人之间的任何交锋，他与秋瑾始终是各走各的路，何以会对秋瑾那么深恶痛绝，以致落井下石、置其于死地呢？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秋瑾的书信、文章中，还是在汤寿潜的信函书文中，均无一涉及不满对方的片言只语。所以陶成章说汤氏“素恨瑾”，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并无任何事实根据。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由故宫档案馆收藏、整理的清朝《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以及由陶成章后来收入《浙案纪略》的张曾与贵福等人当年的往来电函、张曾给清廷的奏报等原始史料里，尽管十分详尽、不厌其烦地把秋瑾革命活动被发觉，贵福到杭州向张曾请兵赴绍，秋瑾被捕受审直至被杀的整个过程，可谓点滴不漏地记录在案，却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巨绅汤某人”。这是为什么呢？是张、贵有意为汤寿潜保密吗？当然不是！“秋案”发生后，张曾和贵福成了众矢之的，“深以当时无确供为忧”，千方百计寻找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理由。张曾当时在《绍郡同仁学堂禀批》中谎称，“绅商学界亦有公论”，妄图以此笼统含混之词为己辩解；贵福则反复申辩自己是在接到告密、确知秋瑾马上就在要绍兴发难之后，才不得不请兵捕杀秋瑾的，甚至干脆把告密者的名字也和盘托出，以表白自己并非滥杀无辜。如果他们事先征询过汤寿潜意见，确系汤氏促成他们捕杀秋瑾的话，他们岂肯不拿出来塞人之口？退一步说，即令他们或许出于什么考虑，不便将汤氏的赞同公诸于众，那也至少总会在私下的函电和给朝廷的奏报中，提到这一事实，哪怕是不点明姓名地暗示一下；可是，遍查他们当时所有的公私信函和奏报，寻找不到汤寿潜的一丝影踪。这就有力地说明：陶成章关于汤氏参与制造秋案的记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何况从逻辑上说，贵福和张曾既然在一切公私信函、文件中无一字提及此事，汤寿潜也不会向人说自己促成了捕杀秋瑾一案；陶成章同这三个人当时均无谋面之缘，那么他又怎能知道贵、张曾经征询过汤氏的意见，汤氏力促他们捕杀秋瑾的呢？
第三，陶成章说贵福进省请兵时，先由自己，再由张曾通过幕友张让山，相继征询“巨绅汤某人”意见之后，张曾才同意从杭州出兵去绍弹压的，并指出这一天是7月7日。现在我们听听贵福、张曾在事后是怎样说的。贵福说：那天他得到胡道南告密，确知秋瑾定于7月19日发难的紧急情况后，立即“一面即自不动声色，星夜晋省，禀奉宪台（即张曾）拨兵下郡搜拿，当蒙许以刻夜派队前来，卑府（即贵福）当即回郡”。这是贵福在秋案之后的几天给张曾报告上说的话，说的是他们两人在十几天前共同做过的事，当然无心做文字游戏，所说全为事实，是无庸怀疑的。张曾在秋瑾被杀后二日给军机处的电报中说：7月7日那天，“贵福星夜来杭，面商一切”，亦不致疏忽有错。
据此，可见贵福确在7月7日那天“星夜”赴杭。绍杭相距百里，那时尚无铁路相通，即便骑马也要几个小时，贵福到达杭州时必定已是深夜。他这次到杭州要办的事，是请兵去绍镇压已箭在弦上的秋瑾起义。事情如此紧急，行色如此匆忙，又值深更半夜，他怎么会是不立即去找张曾，反而先去拜见汤寿潜征询意见呢？汤氏并非他的上司，也无权决定如何处置秋瑾，先征求他的意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完全不应该，因为派兵去镇压行将发生的起义，是重大的机密行动，怎可先让与此毫无关系的人知道呢？如果说贵福颟顸无知，一至于斯，则张曾在得到贵福的报告后再次派人去征询汤寿潜的意见，就更加荒唐可笑了。所以，无论于情于理，贵、张事先征询过汤寿潜的说法，都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上，上引贵、张二人所说的话，已经明白地表示他们未征询过任何别人的意见，是由他们径直策划的。
由上所述，陶成章关于汤寿潜与秋瑾被害一案有牵涉的记载，是既没有任何具体的根据，也完全不合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