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从中国到美国，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贩毒案的外交处理，一场牵动13亿中国人的“撞机事件”的交锋和谈判……他是成长于新中国的一代外交官，驰骋于国际舞台的祖国忠诚卫士的代表。
打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美外交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记录“辞令高手”惊心动魄的外交现场，展示一位外交官持稳、干练、务实、亲和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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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带着美国总统赋予的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使命到达北京，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谈，他为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气魄所折服。6年后，当他以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时，他被闻所未闻的一个大胆设想所震惊。
周文重：当时邓小平就讲到香港问题，讲“一国两制”。我觉得是个很新的提法，就在一个国家里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我觉得做翻译就是有这么个好处吧，因为你接近领导嘛，领导的很多想法还要你通过翻译来传达给外国人。所以有机会能够亲自听到小平同志阐述他对“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构想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很难忘的。
这样的话平时是不会想到的，可谓破天荒的创意。两国文字语法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没有沟通，现场就这么说出来了：one country two systems.坐在邓小平身后的一位年轻翻译，把“一国两制”这个词翻译给布热津斯基，西方式的表述，极其精练，却准确透彻地传达出了东方的智慧和力量。美国人为之震撼，这个独具创新意义的伟大构想，一下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而当年的这位翻译，便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第八任特命全权大使周文重。
周文重，1945年8月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上海度过了他的童年。从初三开始一直到高三，每年他都会下乡帮着收麦子或者是做其他的农活。尽管如此，周文重还是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63年，受曾从事金融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他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外贸学院。
周文重：我对国际上的事情很关心。我记得当时报纸上都有专栏，我都把它们剪下来收集起来，关于世界上的各种知识、各种问题都收集起来。外贸学院是一个外贸部的附属院校，它很注重能够使得我们开阔眼界，所以经常会请一些各方面的人来做报告。比如说，我记得我在校的时候，就请过古巴的外贸部长，还请过我们驻外的一些商务参赞来给大家做报告。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戴高乐政府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打乱了美国的外交部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开始与新中国建交，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北美的加拿大，也纷纷表示要和新中国改善关系。在这个背景下，北京的外贸学院开始设立外贸外语专业，培养涉外人才。19岁的周文重，就从外贸专业转到了外贸外语专业。1968年，他被学校选拔出国进修，但“文革”的开始推迟了他的留学生活。
周文重：1968年底就离开学校了。离开学校的时候，“文革”正在高潮当中，外交部也好，中央有关部委也好，没有一个是需要进人的。所以当时也是周总理，他出于爱护人才吧，就把北京地区的外语院校的学生通通集中起来，然后送到汤山解放军农场进行劳动锻炼。那么当时当然也是要求接受再教育吧，所以就是在汤山农场度过了两年时间。连里的领导都是解放军。我们100多个人要种100多亩地的水稻。我那时候被分到炊事班，我是炊事班班长，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当时就看中我了。做这么多人的饭。
我们上海人本来就不怎么吃面食，现在你不仅是要吃面食，而且还要做出花样，馒头也要。北方人他这个馒头要很讲究的，所以怎么把这个馒头的面发好就很不容易掌握。我记得有时候可以做得很好，大家吃得不够，有时候因为发得不好，大家就怨言很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做米饭，每次吃大米饭里面还要掺上很多小米。这小米淘起来是费劲的，你淘不好的话，里面就有很多沙子。
这时，炊事班里来了一个刚从瑞典留学回来的北京广播学院英语专业的女孩，叫谢淑敏。
周文重：我负责主食，她负责副食。按规定，农场也是不许谈恋爱的，但是因为平时接触多了，反正就产生了感情。
这个贤淑的姑娘，后来就成了周文重的妻子。1970年，谢淑敏进了人民画报社，周文重分到了外交人员服务局，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决定为国家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以适应我国重返联合国及大批国家与我国建交情况下我外交工作的需要。28岁的周文重遇到了新的机遇。
周文重：正好当时英国的外相到中国访问，跟我们谈判达成了一个向英国派留学生这么一个协议。当时派留学生，数量还是很大的，有两批，一批是学社会科学，一批是学习自然科学。
这是一批公派的特殊留学生，职业、年龄、经历、学历等差别很大，很多人直接来自农村或工厂。
周文重：当时，我是在两个学校，一个巴斯大学，一个是伦敦经济学院，各待了一年。巴斯大学他把我们20多个中国学生编成一个班，给我们安排了各种课程，有国际关系、宏观经济、世界历史等，各种课程吧，当然还有英语课程。我们同时组织了很多活动来深入英国的社会，到各地参观，和各方面的人接触。到了伦敦经济学院就是听大课了，你可以自由选课，然后和英国学生或者其他国家学生在一起上课。
两年的留学生活，给周文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和专业基础，也奠定了他外交生涯的基石。周文重出色的才干，让他很快成为中央领导，尤其是邓小平的翻译。邓小平的活动，还有当时总书记的活动、中央领导出访、重要会见，他都参与，要做大量笔译的改稿工作。周文重在翻译室以过硬的基本功、敏锐的反应力和严谨的把握能力而着称。
周文重：翻译工作呢，我觉得一个就是说它接触面广，什么问题你都需要知道，因为翻译的时候你很难准备，所以你平时就需要注意积累。第二，你对语言本身，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怎么能够比较准确地从英文转译到中文。我觉得翻译确实是一项很富有挑战的工作。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工作，它这个里面也充满了政治，一个字怎么翻，翻到什么程度，你要领会写稿子人他的意思，这都需要很认真的钻研的。我想这个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就是，要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要真是翻错了，这个责任很大，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该问就得问人家，你到底刚才说的什么，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无国界行动》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种种努力的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面对深陷越战泥潭和前苏联紧逼的局势，也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个阶段，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强大吸引力的。
1972年，毛泽东主席（左三）与尼克松总统（左四）在中南海举行会谈。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打开。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提出4年之内要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加快了与中国建交谈判的步伐。1978年12月，中美双方在各自首都，分别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而就在这一年，周文重作为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助理，正式开始了他的一线外交工作。
周文重：那时候因为比较年轻，熬夜也是经常的事。天天熬夜，因为柴大使他特别能熬夜。当时使馆还没有公使，大使的下面就是正副参赞，所以每天晚上活动完了回来以后，批电报。这个电报一看就要看到半夜，我看起码都是两点左右能够休息，应该说是除了周末，天天如此，但他的精力还是很好，确实是让人佩服啊。那么我们当然也是跟着了，因为很多电报是我起草的，如果他觉得里面写得不好，需要修改，你得随叫随到。这么个情况，身体也就顶过来了，当时记得就是胃有点问题，可能由于过分疲劳，过分紧张吧，胃酸很厉害。
1980年至1981年初，周文重协助柴泽民大使，为里根就职典礼邀请台湾当局代表出席一事，与白宫进行了一场犀利而有策略的交锋，迫使里根政府正视中国的外交原则。
柴泽民：在美国，一直跟着我，我在那儿待了4年半，他就跟了我4年半，因为我离不开他。他这个人一般不多说话，工作是很出色的。
周文重很快升任外交部翻译室处长，1987年，再度回到美国的周文重已经是驻旧金山总领馆的副总领事。旧金山，是美国与太平洋贸易的主要海港。19世纪，这里是美国淘金热的中心地区，早期华人劳工移居美国后，多居住于此。
与在使馆不同，这里周文重需要处理的事情都很具体。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外交事件要属中美联手破获了一起贩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