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国家的命运交织；新中国风起云涌、精彩纷呈的外交历史，在共和国大使真实、真情的传奇故事中展现；一个从“神秘外交”到“亲民外交”的首次转折；几十年鲜为人知的外交档案的大解密。多少年来，新中国第一位大使、首任苏联大使的经历，一直是外交史学研究上的一个焦点。他的历史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叶，70多年，迷迷茫茫，悬念迭起，传奇纷呈。随着新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我们得以穿过云层遮蔽的历史，去寻找这段记忆。
无论是20年代留学苏联寻找革命真理，到周旋于危机四伏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30年代红军长征中匪夷所思的经历，在95岁高龄的大使夫人朱仲丽及诸多亲历者、研究者的直接帮助下，终于开启了这段尘封许久的记忆。“余既入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1906年8月15日，安徽省泾县后岸村的王家，一个瘦弱的男孩呱呱坠地了。常年在外经营小买卖的父亲王承祖，虽已有了两个女儿，但毕竟中年得子，喜出望外的他连夜赶回，给儿子取名嘉祥（这是王稼祥的原名，意思是吉祥的征兆。从抗日战争时起，才一直沿用“稼祥”之名），希望儿子日后能出人头地、吉祥平安。1913年，7岁的稼祥进入村里的柳溪小学就读。这所山村小学规模不大，观念却很新，采用近代教育的学制和方法，并从高小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这不仅给幼年的稼祥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也为他后来的前程奠定了基础。五四爱国运动后，天资过人的王稼祥很快跳级直升到了邻县的教会学校——芜湖圣雅各中学读高中。
此时的芜湖，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在芜湖开展革命运动，通过办报兴学、举办演讲、开设书店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真理，给王稼祥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少年稼祥爱国御侮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从反对教会学校开始萌发。朱仲丽：他到了教会学校以后，发现（学校的）办学的这些方法和教育制度，（对学生）严格地控制，他不满。所以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赶掉洋校长，搞这么一个学生运动。
1925年，圣雅各学校爆发了“夺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王稼祥领导了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教会学校竟被迫关了门。这是王稼祥学生时代“外交才能”的第一次显露，那一年他18岁。
同年3月15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王稼祥冲破校方阻力，在学校组织的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思考。孙中山生前曾说：“革命的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少年王稼祥恐怕没有料到，孙中山的这一论断，与他未来的人生道路竟然如此相近。
8月，因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王稼祥逃婚来到上海，进入了当时被称为最革命的学校——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并担任学生会主席。不久以后，在给堂弟王柳华的信中，王稼祥便表示：“上大是革命之大本营，对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已初步奠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也正是从上大这所学校王稼祥被派往了苏联留学。从此，他7岁时被打开的那扇“世界之窗”，开始变得更加广阔了。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38岁的毛泽东。
4年以后，当王稼祥怀着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理想，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革命形势的低潮。此时的上海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王稼祥终于找到了已经转入地下的临时党中央，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和《实话报》主编。
1931年春天，为了加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临时党中央决定委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王稼祥到达苏区后，就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那时候王稼祥书卷气十足，由于他刚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被人们视为革命理论家。
朱仲丽：那时候威信相当高。他们是直接马列主义下来的、列宁下来的继承人，那威信当然高了，也应该信他们的。所以到了中央苏区以后，毛主席就迎接他们。
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38岁的毛泽东。
朱仲丽：毛主席跟王稼祥一见面，非常亲热。那个时候第一次游击战已经打了，有了中央苏区了，了不得，有了地盘，有了武装。以前没有武装，现在有了枪杆子出政权；有了政权，有了武装，真是非常佩服，他说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是教条主义。王稼祥这个时候教条在他脑子里已经不多了。他本来满脑子装的是理论，没有实际工作，跟毛主席一接触之后，实际的东西也都装到他脑袋里来了，所以以后才有这么多功劳。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互相谈，一直谈到天亮。
一见如故的两个人，一直都在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当时毛泽东提笔写下了两行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王稼祥一边看一边连点头，并对毛泽东自成一格的书法大加赞赏。毛泽东谦虚地回答：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倒是洋学堂里没有的。
王稼祥进入中央苏区一年间，把在苏联学到的苏维埃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协助毛泽东指挥部队作战，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在这一天，25岁的王稼祥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人民委员。他恭敬地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段话写在了本子上：中华苏维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这一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为后来新中国的外交奠下了基石。
“我不同意你们开除毛泽东同志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没有错……”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一个山村召开了“宁都会议”。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的中心也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但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无视城市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仍一再要求红军采取所谓“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在中央错误思想的干扰下，毛泽东等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被攻击为守株待兔的游击主义。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会场一片寂静，突然一个人站了起来。
朱仲丽：王稼祥就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你们开除毛泽东同志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没有错，他指挥的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我们的地盘这么大，事实摆在这里，干吗要剥夺他的军权，我不同意。最后，毛泽东说，稼祥同志，我们俩别吵了，我们两个人少数服从多数，服从组织分配，我到后方去吧。
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苏区由于毛泽东的离去，削弱了红一方面军的力量，而临时中央一系列的错误方针，也使白区工作蒙受了严重损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只得于1933年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中央苏区来。此时，蒋介石正集结了50万人马，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死而复生的奇迹
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早晨，王稼祥会同周恩来、朱德等在江西乐安县古冈村的一个小旧房子里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刚进行了一半，只听“哄”的一声，警报响起，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了一批炸弹。王稼祥第一个冲出房子，成了第一颗炸弹的挡风屏，挡住了后面的周恩来。弹片打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打伤了肠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材，医生无法取出腹中的弹片，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每天用橡皮管子插进伤口，为其引流排脓。朱仲丽：当时他以党为家，天天还在工作。只要没有昏过去，都在批文件、都在开会。
病房成了办公室，王稼祥从亲历的三次反围剿战斗经验中，感到红军政治工作建设迫切需要改进与加强。他忍受着伤痛的折磨，起草了一系列报告，对红军政治工作、军民和军政关系等，提出了重要主张和意见。他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着名论断，至今一直指导着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但过度的劳累，使王稼祥的病情很快恶化，高烧持续40度不退。
朱仲丽：后来就说还是开刀吧，不开刀也死。没有麻药，没有什么东西，那也得开。实在难，坚持了8个小时。
匪夷所思的8个小时，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身上的弹片。手术后的王稼祥生命垂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一个个赶来，他们静静地含泪站在王稼祥的床前，王稼祥始终昏迷不醒。然而，当月色悄然升起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奇迹。
朱仲丽：半夜里（伤口）自己破了，太薄了，那个地方。命不该死，流出来的脓哦，就是香烟桶啊，三桶，一下子体温掉下来了，好了。
后来，每次提到那场遗体告别仪式，王稼祥都忍不住笑着说，自己是死而复生。王稼祥的身体虽然暂时好转了，但苏区的形势却越来越紧迫。此时，王稼祥也许没有想到，一场更加汹涌的风浪正等待着他。
两个始终并排的担架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然而，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迎来的第一位“外宾”却是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后不久，便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看中，请来当顾问，并被赋予军事指挥权。
李德把在慕尼黑打巷战的经验移植于中国的土地革命，凭借军事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指挥战斗，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王稼祥伤病未愈，就从医院被人用担架抬上了悲壮的长征之路。
敌人的围追堵截，使红军人数从8万锐减到3万，这样的局面让王稼祥痛心不已。一天傍晚，队伍在一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王稼祥遇见了因疟疾同样坐着担架的毛泽东，红军的前途成为两个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冯蕙（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根据地丢掉，这个损失就很大，现在红军又损失过半，是一个很危机的情况，如果再按照李德、博古那种错误的军事路线搞下去，红军还能不能保存下来都是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反复地开始跟王稼祥同志交谈这些问题，讲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随后的路途中，两个人的担架始终并排着。毛泽东对战局战略的准确分析，使王稼祥越来越感到改变目前的军事路线已成了当务之急。
朱仲丽：快到贵州了，快要到遵义了，王稼祥就说，毛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开个会好吗？总结总结经验，要不然这样下去不得了。主席挺高兴，但他没有发言权，他一讲话，可能博古、王明又要整他，所以他说，那行吗？王稼祥就说行。那我们两个人吗？王稼祥说我去活动活动，就马上往前面走，去找人。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聂荣臻，然后再找的是张闻天，后来就找周恩来。王稼祥说咱们开个会，把李德轰下来。聂荣臻说好，是应该轰下来。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因为身负重伤，坐在一张专门为他准备的躺椅上。
冯蕙：这次会上，王稼祥起了很重要的特殊作用。第一个，博古作的报告，还是不承认他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因此，张闻天同志作了一个发言，也被人称为“反报告”，是批评博古的报告。这个“反报告”应该说是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酝酿、研究形成的。“反报告”作了以后，王稼祥个人还作了发言，批判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军事路线，提出要由毛主席出来指挥军事。所以，毛主席后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10年后，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然而，王稼祥却从未向人提起过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在与他共同生活了36年的妻子朱仲丽晚年撰写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与他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从未听他说起这段往事，当我偶尔从别处听到此事，回来问他时，他淡淡一笑地说，那已是过去的旧事，不必再提了。”
向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明情况
1936年7月的一天，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黄土高坡上，来了一位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就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与宋庆龄结识后，自愿到陕北援助中国革命，成了第一个当红军的外国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