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实证分析一贯表明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Serven（1998）利用多种方法衡量不确定性，并对发展中国家大样本进行检验，表明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Marion（1999）利用四种方法测量波动，结果仍表明波动和经济增长负相关；然而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争议，一些研究表明波动的增加对经济绩效没有太大的作用，弱波动的代价比强波动带来的收益更低。Caballero（1991）表明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波动和投资存在正方向的关系；而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波动和投资有着反方向的关系。本文将在对出口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分析基础上，再结合有关投资和消费因素，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作出判断。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急剧收缩，出口波动加剧，但通过对这一影响的进一步分解，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此次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结构性特征，进而把握整体贸易发展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整体贸易增长速度显着下降，主要出口市场急剧萎缩。
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仅增长了17.8%，比上一年度的23.5%下降了5.7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长17.2%，进口增长18.5%，分别比2007年下降了8.5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在地区分布上，对美国、欧盟和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滑。2008年，中国对这三个主要市场的出口分别为2523亿美元、2929亿美元和1141亿美元，但增长速度分别比2007年的14.4%、29.2%和32.1%下降了6.0、9.7和11.4个百分点。
在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上，此轮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在产品结构方面，由于产品收入弹性的差异，当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国外收入下降，从而对产品的需求也将出现结构性差异，生活必需品由于其收入弹性较小，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奢侈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大。因此，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遭受的冲击较小，而产业结构上层部门受到的冲击较大，传统优势产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出口波动的幅度。
在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平稳时期，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保持了平稳的高速增长，而服装及衣着附件的增长率较低，并且波动较大。2008年7月后，我国服装的出口出现下降，但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服装出口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大幅度调整。
其次，在贸易方式上，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中国整体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基本相当，但由于两类不同贸易的生产属性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贸易”的产业链在国内较长，受国内经济环境和综合比较优势的影响较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而“加工贸易”大多都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形式，其在国内的价值链比一般贸易要短得多，再加之此类贸易形势与外商直接投资高度相关，这就必然导致其对外部冲击反应更加灵敏。一般贸易的增长率在总体上要高于加工贸易增长率，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其下降的程度相对较为缓和。如果我们再将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合起来看还可以进一步发现，由于受国内外技术水平差异的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加工贸易和外来投资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必然会更多地遭受到母体生产的收缩与扩张以及投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
三、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
为进一步明确出口贸易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将在Moschos（1989）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所要探讨的重点，导入出口波动变量对中国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对波动进行测量，波动的测量有许多指标，本文采用观测值对预测值的偏离测量出口波动。由于中国出口增长率在水平上不平稳，不能直接对出口增长率进行自回归分析，并计算其预测值；经过一阶差分后出口增长率序列更具平稳性，所以本文的自回归分析将建立在差分后的序列基础上，并根据下列步骤计算我国出口增长率水平上的波动。
四、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8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经济增长率用GDP增长率衡量；出口增长率用产品出口增长率进行衡量；由于中国在1994年1月1日进行汇率体制改革，如果用人民币衡量出口则会出现非连续性问题，所以本文用美元衡量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或者说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如果用就业总人口的增长率解释经济增长的增长率，则忽视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突出就业人口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率代替就业总人口的增长率；资本增长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衡量。
首先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水平层次上序列不平稳，则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即首先对等式（1）进行OLS回归，然后检验残差是否平稳，若平稳则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长期内存在稳定关系，否则需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在确保平稳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数据在水平层次上不平稳，但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直接进行OLS回归。
通过上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出口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出口波动则和经济增长负相关，但统计量不显着，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流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出口波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显着的影响。因此，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遭受的冲击，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主要由于出口总量的下降，但由于出口包含了总量和波动两种效应，故有关出口波动的影响仍不能忽视。
五、结论与启示
为进一步明确总量和波动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再将出口波动因素剔除，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性增加，但系数变小。这说明，波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而使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效果下降。因此，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观点是成立的。
鉴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一，为缓解外部冲击可能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传统的资本和要素禀赋优势。换言之，在宏观刺激政策中，除了以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外，还必须在强调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加大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短期扶持力度，以发挥原有禀赋优势的经济增长作用。
启示二，鉴于出口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的负相关效应，努力缓和出口贸易波动是当下稳定和加速经济恢复的重要方面。在缓和出口贸易波动方面，根据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果影响以及实证的结果，首先，要强化国内各经济成分的出口竞争能力，大力推进一般贸易方式的发展；其次，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的本土化发展，拓展该类贸易在国内的加工生产环节（即价值链），提高其国内价值创造能力；再次，努力促进各贸易主体加大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以提高其对核心技术的占有率；第四，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进程，缓和或防范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发生的市场波动可能对我国出口贸易形成巨大的冲击。最后，以分配体制改革为抓手，大力改善国内经济的二元结构状况，提升国内需求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不仅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避免我国经济发展遭受外部环境变化之冲击的必然选择。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通过贸易路径对我国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缓和出口贸易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不仅是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上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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