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据说明
1.调查方法
本文所利用的数据来自于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07年8－9月在杭州和宁波两地实施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与生活情况。因此，调查对象不仅包括以领取工资为主要收入源的雇佣劳动者，也包括了自营劳动者（个体工商户、手工业者、家庭帮工等）和无业人员。杭州市的调查地点为江干区P镇J社区，该村常住人口仅2000余人，但外来人口却有1.2万左右。宁波市的调查地点为海曙区外来人口相对较为集中的N街道4个社区和D街道4个社区。调查问卷表由调查地的派出所和社区协助发放并回收。两地分别发放问卷1050份，其中杭州市回收969份，有效问卷755份，有效率为77.9%；宁波市回收950份，有效问卷为848份，有效率为89.3%。因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雇佣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参保问题，在剔除了部分数据缺损的样本之后，最终进入本文的农民工总样本数为844人，其中杭州市为464人，宁波市为380人。
2.数据概要
调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宁波市海曙区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1.8%，而居住在杭州市江干区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29.7%，两地无明显差异。这个结果与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32.6%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说明该调查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数据看，虽说浙江省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离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相比过去几年，参保比例还是有一定提高的。
在其他数据方面，宁波市海曙区与杭州市江干区也无显着差异，两地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及就业状况基本类似。从全体样本看，农民工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差无几，平均年龄为28.8岁，与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基本一致。而平均学历介于初高中之间，以初中居多，约占50%。外省农民工约占五分之四，相对偏多。月平均收入为1313元，与前述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调查结果（1217元）基本相似。这些农民工中的90%左右在外资、私营、个体企业就业，近一半人来当地后没有变换过工作，就业稳定性相对较高，但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希望将来在当地定居，社会融和问题较为严重。此外，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会组织，农民工组织力量的欠缺是包括社会保险参保在内的农民工权益难以得到维护的主要根源之一。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根据式（3）的logit模型，我们估计了农民工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效应。以下我们基于上述两表的结果，对决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
（1）性别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在统计上没有显着影响。而年龄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概率呈倒U字形关系，并在统计上显着，在年龄为33～34岁时，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最高。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料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是基于长远的收益目标而决定是否参加养老保险，而非如部分调查研究所说的缺乏自我保障的意识，目光短浅。
（2）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学历、现职工作年数及工作岗位的边际效应都为正，且在统计上显着。但在模型中加入劳动合同签订与否的变量后，学历和工作岗位都变成统计不显着。这是因为学历较高、工作岗位较好的劳动者博弈能力相对较强、企业对其需求度也相对较高，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也会相对较高。也就是说，学历、工作岗位对劳动合同签订有显着的正的影响，如果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模型，便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事实估计结果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模型（4）中舍去了学历、工作岗位这两个变量。综合判断计量估计结果，可以认为学历、工作岗位等反映农民工个体能力的因素可能并非如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显示的那样，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这些因素更可能是通过影响劳动合同的签订概率来与养老保险参保问题发生关系。换而言之，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个体能力无直接关系。
（3）月平均工资在统计上不显着，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的边际效应甚至为负。这个结果说明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其收入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在目前并不会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从理论上讲，如果农民工是个风险回避的理性经济人，他是不会拒绝参加养老保险的。现实上，农民工不参保在现时段也不可能得到额外的收益，企业不会因为农民工没有参保而把企业承担的缴费部分支付给农民工。综上所述，农民工参保意愿低更可能是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而非取决于收入高低。
（4）户口所在省份、工作变换情况及定居意愿这三个反映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稳定性的变量，不出我们所料，边际效应都为正，且都统计显着。这说明浙江省本省农民工相比外省农民工、来当地后没有变换过工作的农民工相比变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将来有在当地定居意愿的农民工相比没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相对较高。计量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生活的稳定性状况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可以认为，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并非缺乏自我保障的意识，主观上不愿参加，而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缺陷、工作稳定性缺乏保障、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排斥等客观原因而被迫选择的非自愿结果。
（5）企业所有制性质的边际效应为正，且统计显着。相比在私营个体等其他所有制类型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在国有、集体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相对较高，这跟私营个体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有一定关系。
（6）工会参加虚拟变量和劳动合同签订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都为正，且都在统计上显着。这说明加入工会和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如前所述，这两个变量表示的是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完善，可以反映出企业的劳动权益保护状况。在目前，农民工是否能够加入工会组织，是否能够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农民工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的，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主要还是由企业决定的。根据该逻辑关系，我们就可以判断，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而非农民工本身。
（7）此外，地区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着，说明宁波海曙区和杭州江干区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没有太大的地区性差异。
分地区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决定因素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结果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月平均工资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没有明显影响，而农民工的就业生活稳定性和企业特征（特别是工会参加和劳动合同签订）会显着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
从实际调查数据看，全体样本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0.7%，而浙江省本省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45.1%，来当地后没有变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5.6%，有在当地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50.0%，在国有、集体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53.5%，为工会会员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66.7%，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49.5%，都要高于全体样本的平均比例。
以上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主要是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及外生的制度条件和就业生活环境，还反映出农民工参保意愿低，是一种被迫选择的非自愿行为而非主观意愿。
四、结论与政策含意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何偏低？本文利用杭州和宁波两地外来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数据，从企业特征和农民工个体特征这两方面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户口在浙江本省的农民工、工作相对稳定的农民工，以及有当地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其养老保险的参保概率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工作稳定性缺乏保障、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排斥等客观因素，是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率低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并非缺乏自我保障的意识，主观上不愿参加，而是被迫选择的非自愿结果。
第二，农民工或加入工会、或签订劳动合同、或在国有集体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农民工能否参加养老保险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所有制性质等企业特征密切相关。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与否，是被动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企业个体特征而非农民工本身。
第三，农民工的月收入和个人禀赋与养老保险参保与否无直接关系，否定了一些研究认为农民工因收入低、社会保障意识差等自身原因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的观点。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要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关键要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①今后养老保险制度能否与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相衔接？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主要阻碍毫无疑问来自于地方政府，要彻底摆脱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之争，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实行全国统筹，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如何促使企业主动为农民工参保？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执法力度，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之外，还可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费率，不过这要基于降低目前的养老保险享受待遇标准、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之下。养老保险并非社会福利，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享受待遇已远离养老保险原有的理念。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废除城乡二元制度，使农民工能够成为真正的市民，融入其所生活和工作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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