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C01相比，SC09的儿子学习汽车维修技术的经历更要坎坷：“他们也都可怜的，跟老板讲好没签合同。他们讲好做一年有3000块钱给他，他们学技术嘛。3000块钱就是学技术，修车嘛……如果车坏的，他给它保修。学这个，在衢州那里学。他一年了，他问这个老板有没有钱给我。一个月100块生活费给他的，就是一年那个3000块钱一分没给。
他说我要商量一下，商量了两个月没有下来，一分钱没给他。”
当学徒艰辛，又没有钱参加培训，不少青年指望找一个技术性的工种，然后便干边学。但是，一方面这种工作不容易找到；另一方面即使找着了，要真正学到技术也不容易。笔者在印刷厂调查时，该厂的一位车间主任曾经也是农民工。他80年代在深圳的一家港资企业工作，掌握了一些较新设备的操作技术，被作为技术骨干引进到该厂。他说自己在工作中鼓励青年工人学习、掌握技术，但青年工人学习积极性不高。由于他目前已经处于管理岗位了，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那些机器上的老工人是否也是这样想呢？该车间主任不得不承认，在周边企业确实发生过徒弟学会了、通过欺骗方式把师傅挤走的事例。
事实上，该厂的QY06便对这样学习技术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们学技术的也不行，……有些机长不肯教给你，只有自己去看。自己看有的地方不知道，问他也不行，机长不会给你解释。……机长把你当打杂，让你做什么就什么。要是学的话完全靠自己，要等五年，要那个至少学五年，五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学了那个方向花五年，有点太那个。”
第三，除此之外，大部分农民工也没有下班之后学习培训的时间。那些没有技术的农民工，一旦进入市场，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都是超过8小时，下班后疲惫不堪，几乎被剥夺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对此，QY09深有感触地说，找到朝九晚五的工作要靠机遇，是一种运气：“同样两个人出来，某个人刚好很幸运地应聘了白日班；那还有一个刚好找不到，那个阶段白日班的机会都满了。……他也没有办法，为了生存只能做三班倒。那这样他从找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便失去了很多机会。所以找工作是一个人刚刚来城打工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很要紧。……没办法可能就会流落到建筑行业……”诚如前面分析表明，QY09是幸运的，她不但是我整个访谈样本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整个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可以这么说，像QY09这样的农民工还是少数，事实上她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了。
三、结论及其讨论
在上一部分，笔者根据访谈资料，分析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对于改善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和待遇的促进作用和局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策略对于农民工改善其就业地位和待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方面，农民工原来文化基础较低，限制了他们掌握市场需要的技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目前的经济条件和学习环境，也不允许他们有充沛精力和财力用于职业培训。农民工空有人力资本投资的愿望，却很难借此提高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和待遇。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我们全面评价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主义社会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所提出的生产性或投资性取向，对于促进福利对象的自立自强，实现社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社会政策作为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干预，主要是对相关社会问题及其涉及人员的事后补偿，意在消除或减缓消极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政策以满足基本需要为目标，弱势群体成员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源摆脱外界援助实现自我发展。
正因为如此，宏观上也造成了福利对象对社会援助的长期依赖，造成社会开支不断增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的经济投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新右派指责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过大，影响了投资，阻碍了经济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转变思路，一改传统福利仅注重维持援助对象基本生活的做法，希望发挥福利开支的投资效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变“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实现社会开支的可持续发展，帮助援助对象自立自强，最终摆脱对福利的依赖。这些思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借鉴。本研究的发现也显示，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加强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青年民工未来的劳动就业市场地位，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我们应该全面分析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认识其时代局限性和学术缺陷，确保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发展型社会政策成长于新右派强势的年代，本身便受到新右派思潮的某种影响，与第三种道路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梁祖彬，2004）。它的政策重点是社会结构性环境和形成社会问题的影响要素，但对于已经处于社会困境的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关注。
对于老弱病残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发展型社会政策是无能为力的；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和青壮年群体，以人力资本等内容为导向的政策取向虽然有助于他们的未来发展，但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依然离不开传统维持性社会政策。因此，笔者以为，要想真正达到社会发展普遍的福祉目标，发展性福利的投资取向原则与传统社会福利的再分配原则应该相互补充，以便建构起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就农民工群体来说，社会政策的重点不应忽略对其城市基本生活的保障。具体说，既应该包括对生活无着落者的社会救助，也包括劳动社会保险政策落到实处。
最后，我们应该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发展的成功经验，汲取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精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主义社会政策，实现中华民族社会各阶层的普遍福祉。上述分析显示，一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创新意义；另一方面，它的政策目标与手段并不匹配，体现出新右派强势时代话语的局限性。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力图消除社会的扭曲发展（distorted development）（Midgley，1995），但它仅关注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却没有提出有效措施确保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特别是老弱病残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主义社会政策。事实上，我国在过去30年的扶贫实践中，特别是在以工代赈、科技扶贫和“保护母亲河”行动等项目中，已经充分体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想（方巍，2008b）。
近年来，我国政府又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论是非典、三鹿奶粉等公共危机和四川汶川地震救援事件，还是在取消农业税、加强劳动社会保险、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全面医疗保障的规划等方面，都显示了对弱势群体社会投入的强化，反映了力争让全体人民共享30年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笔者以为，这一思路反映了中国本土化社会政策的发展，显示了对西方发展性社会政策思想的超越，预示着我国已进入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发展主义的社会政策阶段。其特点是，既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贯彻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同时坚持统筹兼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述政策思路的发展，不但对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学术上对国际社会也是一项重要贡献，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完善并予以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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