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国
我演讲的主题是发展模式转换中的社会保障。中心意思有两个：一是我们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总结、反思以及探讨，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换的背景下，放在这个过程中来考虑，不能够脱离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总的认识；二是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体制，必须放在国民经济运行大系统里面进行思考，才能正确地定位。
一、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社会保障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时候，总是说成绩是巨大的，问题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估计不能照套。我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是成绩不可高估；第二句是形势不容乐观。我们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也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其中我认为社会保障是失误最多的领域。我们研究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至少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很值得反思：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是最高的，而在要素市场里面，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是非常畸形的市场。尽管政府放开了市场管制，但是实际上劳动者基本权利平等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人力资本定价，劳动力价格定价机制是严重扭曲。我们判断一个市场，不能只看政府是否在管，还要看支配市场运行的力量是什么？内在机理和运行状态是什么？
从这方面看，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畸形的市场。第二，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起步太晚，起点又低，指导思想不清晰，改革方略不妥当。沿袭了不应该沿袭的思路，我们任何改革都是先试点再推广。有些可以这样做，比如农村改革，把几个村庄弄得翻天覆地，也不影响国民经济；但是有一些系统，比如政府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属于整个社会大系统里面的经脉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是不可以搞改革试点的。交通规则可以在某些地方试行往左走，某些地方试行往右走吗？试的结果，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难以整合，带来的问题比取得的成就还大、还多。第三，利益分配关系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志。原来邓小平讲不希望看到两极分化，否则改革就有问题了。
现在分化已是事实，长期以来不恰当地过分强调一部分人先富，1984年已经提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应该调整这个政策，但是没有及时调整，以至于现在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保障改革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功能。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路径有关，社会保障改革也同样如此。回顾这30年，我们改革的决策基本上取决于三个变量：
第一，增长。这个始终是放在优先位置，“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凡是有利于增长的政策都是很容易出台的。第二个因素是稳定。邓小平同志也说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改革改到社会不稳定了，就马上打住，或者调整，或者后退。第三个变量是公平。公平其实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可是我们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是放在兼顾的位置。本来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各个不同主体之间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不同引起的差别是允许的，但是人为设置权利的障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思路不正确，后遗症严重。我一直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当，应该是“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很早写过这样的文章。想一个简单的道理，开奥运会，如果提成绩优先，兼顾公平，奥运会可以开好吗？社会保障属于公平的范畴，是“兼顾”的对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社会保障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二、如何走出宏观调控的两难境地
现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和重大的转折，百年一遇也好，五十年一遇也好，反正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我们本来以为“十一五”开始，中国发展模式会有一个转机，上半年经济遇到困难，国内发生这么多事情，更应该加速转型，使发展模式的转换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从理念变成实际的政策。但是现在遗憾地看到，宏观调控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以为经济危机是改革的好机遇，是促进发展模式转换的有利契机，即所谓倒逼机制。但是现在看到，一年之中，宏观政策指导思想从压增长、压过热、促进转型，突然变成保增长、促增长。现在中国发展模式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在哪里？根本的问题，我认为是利益结构扭曲，利益关系紊乱。现在我们直接看到的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严重扭曲。现在分成两个板块，一块穷人经济，一块富人经济，两块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律。本来以为今年的宏观调控跟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那个时候我们做促进消费的文章，主要做有钱人的文章，他们储蓄，就降息，还储蓄，就收利息税。那个时候没有在收入分配调整结构上做文章，而这一次是把促进消费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研究劳动问题的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从现在的4万亿计划来看，还是回到用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上去了。现在宏观调控至少遇到两个直接的难题：第一，到底是保增长还是促转型，现在显然保增长占了上风，力保8%。
经济学界有一些说法我看有些教条，需要认真反思，8%就是教条之一。许多经济学者都说，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8%，低于8%就会出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不能低于8%？为什么美国增长了3%就属高增长，我们一定要8%？低于8%到底会出什么问题？无非第一，如果增长率低了，就业会有问题。可是就业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而且取决于增长结构，如果主要靠第三产业推动的增长，就业弹性就高，如果主要是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就业弹性就低。这30年我们就业弹性不断地下降，是因为产业结构出了问题，并不是任何经济增长都能带来就业增长。第二，如果低于8%，老百姓收入出问题。可是做一下实证分析就会发现，我国增长低迷的时候，居民收入增长慢，但是高速增长的时候，老百姓收入照样没有相应增长。前五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超过10%，可是这五年里面，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这一点看，8%也没有道理。而且有一个佐证，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每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六点几，但是居民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几，增长八年，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了三倍，所以普京那么受欢迎，是因为这个政策得民心。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当中，老百姓得实惠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4年，这个时期主要是农业增长快，农业增长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了收入结构，后面的收入增长就始终赶不上经济增长，所以收入也不是完全取决于增长幅度，而是取决于增长结构和相应的分配政策。第三，低于8%会有什么困难？财政困难？低于8%，政府的收入下降了，可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几年涨得过快了，降一点又何妨？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因为挪威、瑞典这些国家，GDP比重里面财政收入非常高，关键在于财政收入用在何处？是用到民生上了，用到社会保障、提高老百姓福利了，还是建政府大楼、公款旅游、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旦全力以赴保增长，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往往朝这个方向倾斜，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就可能被忽视。今年出台了《促进就业法》，在目前形势下，到底是保就业岗位，还是保工资增长，又成问题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内需不足，主要是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要促进内需就必须提高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具有双重性，对于劳动者是收入，对于企业是成本，工资增长意味着企业成本上升。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工资不能涨，还有的说，最低工资水平不能提高，这是只站在企业成本角度讲话。现在还有一种荒唐的理论说，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要以财产性收入提高为主，但没有财产，哪来财产性收入？现在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城市集中。城市居民存款20多万亿，农民存款只有1万多亿，提高财产性收入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要充分认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性及其在整个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意义，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这个意义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为什么？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得靠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可能直接命令企业提高工资，即使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实际工资支付还是取决于市场规律，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关系。那么社会保障会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老百姓有了基本保障，可以抵消“饥饿纪律”的效应。你企业工资太低，压榨得太厉害，我就不干，反正不会饿死。这样可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社会保障投入可以直接改善民生，增加老百姓可消费的能力，而且改善消费的预期，这样可促进消费，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同时我还有一个主张，政府与其花钱上项目，还不如把这个钱用于化解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尤其是政府欠人民群众的债务。同时对欠钱的人追究责任，整肃政纪党风。总之现在与其救市，还不如救人，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改善民生：第一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改善政府的形象，增强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换。具有一石多鸟的效果。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