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这种环境与经历之间适应的模型对确定休闲对健康的好处产生很大的影响（Driver等人，1991a）。这些研究表明，自然刺激和适度的刺激复杂性受到人们高度的欢迎（Oriens &； Heerwagen，1992）它们改善生活质量（Hartig &； Staats，2003）并在不同文化中都起作用，而且，对这些刺激可以进行可靠的测量。总体来说，这一适应性模型对决策者尤为有用，因为它集中关注那些人们十分重视的效果，如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这反映了对于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在人类有效对付环境压力方面，两者的关系是相匹配的。
然而，尽管该研究的证据十分有力、令人信服，却把环境定义为天然现象（即与社会相对立），把人类福祉的大部分归因为生物性和适应性的思考方式，这就使遵循这一适应模型的研究无法把研究所获得的发现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大环境中去，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建了环境状况，并分配力量，控制和管理社会内部的环境。
机会结构／目标导向关系
在机会结构／目标导向这一模型中，环境被理解为“行动的背景”，它拥有能为特定活动提供背景的特征，如，河流能为漂筏提供背景，积雪能为滑雪提供背景，道路能为步行提供背景（Ittleson等，1976；Holden，2000）。人们被视为理性的决策者，而不是适应模型中只能服从生物特性的俘虏。这一研究考察了人们在作决定、行动和评价时，是怎样评价环境因素的。这十分符合人们在做环境和项目计划时有计划、有理性的传统（Stokols，1991）。目标导向行动在社会科学中已有充分的发展，它吸收了大量有关态度形成、动机、满意度和决策、市场营销和消费行为（Floyd &； Gramann，1997；Mallou等，2004）和微观经济学等心理学理论。
环境特征在满足大部分LRT目标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LRT目标亦称为动机或偏好（Asakawa等，2004；Douglas &； Douglas，2004；Gabr，2004；Gospodini，2001；Hearne &； Salinas，2002；Knopf，1987；Manning，1999；Moudon &； Lee，2003；Scarpa &； Thiene，2005；Suh &； Gartner，2004；Stewart等，2003；Stewart &； Carpenter，1989；Tse &； Crotts，2005；Uyarra等，2005；Virden &； Knopf，1989；Williams &； Knopf，1985）。目标导向模型假设心理目标与环境特征有特定关系。它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中可能（或不可能）同样发挥作用。
特定目标及与之相关的LRT参与的多种表现形式都是习得的（而不是先天固有的）。当人们感到自己处于有机会满足自身的局面（时间和空间）时（Knopf，1987），他们便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和表现形式。因为目标偏好是习得的，所以它们会因为个性、社会背景、文化和地理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虽然人们追求的LRT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Yoshioka等，2002），应该认识到，即使在同一特定社会，人们对环境特征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以满足相似的心理目标，（如，隐私，见Altman，1975）。同样，相似的环境（背景）特征也能满足不同的目标。
对环境状况和满足LRT特定目标之间的关联所做的研究，已经持续十几年，人们已经把大部分研究成果并入LRT目标本身的描绘和记录之中（Driver等，1991b；Manfredo等，1996；Tinsley等，1986）。罗列这些目标的目录显示，在LRT的大量活动中，参加者通常寻找与自然交融的环境，追求宁静和隐私，躲避身体压力，日常事务，休息身体，释放压力和进行社交。其他目标则更多地带有情景的特定性，如锻炼、学习、成就、精神更新和追求刺激。
既有记录LRT相关的目录存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理论框架，描述和纪录LRT背景下的环境特征（Boyd &； Butler，1996；Butler &； Waldbrook，1991；Driver等1987；Kaltenborn &； Emmelin，1993；Manning，1999）。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系统是娱乐机会谱（ROS）。它把户外环境特征按照三项平行的指标分类： 生物物理学特征（物质），社会特征（密度）和管理特征（强度）（Driver等，1987；Manning，1999）。在大量探讨ROS环境特征与LRT目标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某些目标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与其他相比要更为密切。例如：技巧发展，挑战，逃避和成就，这些目标似乎更多地依赖于低水平的发展和较为不密集的管理（尽管这些关系通常都涉及特定的活动），然而社会目标，如家庭归属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则并不密切（Shafer &； Inglis，2000；Williams &； Knopf，1985；Virden &； Knopf，1989）。除ROS外，在旅游业中，用于描述重要环境因素的体系已经出现（如，旅游机会谱，见Butler &； Waldbrook，1991）。它表明海岸风景和海滩等自然景观（Mathieu等人，2002；Morgan，1999）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Donnelly等，2002；Orams，1996）。其他一些研究则指出，在旅游目的地，气候（Lise &； Tol，2002；Uyarra等，2005）、信息和基础设施发展（Hearne &； Salinas，2002），事件和遗产（Alexandros &； Jaffry，2005；Kim &； Morrison，2005），文化和烹饪传统（Tse &； Crotts，2005），以及购物（Yuksel，2004）等因素具有的重要性。
除了旅游和户外娱乐环境外，研究也指出了城市／地区环境特色如开放场地（Zhang等人，1998），滨水地区和河流廊道（Asakakawa等，2004；Gabr，2004；Gobster &； Westphal，2004），城市外貌和布局规划（Gospodini，2001；Moudon &； Lee，2003）以及决定身体活动的环境因素的价值（Gordon‐Larson等，2000；Huston等，2003）。同样，研究记录了支持LRT的、室内和和建筑背景方面的设计和环境偏好（Browder等，1998；Douglas和Douglas，2004）。研究也表明LRT的背景偏好中存在的社会、种族、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Bruger等，2000；Cordell等，2002；Gobster，2002）。有些研究记录了某些自然特征或环境管理的做法是如何遭到一些使用者群体的冷遇（Bixler &； Floyd，1997；Herzog &； Kropscott，2004，Brunson &； Shelby，2002）。
环境特征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互换的（即可替代的），甚至是可再生的，只要替换物提供一种相似的、可以满足目标特征的组合，这是存在于目标导向模型中的一种固有观念。心理反应（如对LRT目标的满足）被理解为取决于环境特征。支持这一模型的证据在一般的、相似的和可替代的服务中（对经验目标的满足）相对地显得强而有力（如公共露天娱乐场），但将它应用到一些比较含糊的（如对环境的认知）或独特的（如了解一个历史遗址就如万里长城）环境服务中去时，就会显得并不那么前后一贯。目标导向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与经济方法相结合进行资源评估（Peterson等，1988），并依据环境偏好划分各种社会群体。（Mallou等，2004；Vorden &； Walker，1999；Vyncke，2002）。但是，该模型的缺点是，它对社会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认识是有限的，而这些因素会影响机会的分配，从而影响个人目标的实现。再者，这种模型也把环境价值降低到行为利用的层面上去，该模型一般都忽视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建设。
社会文化（象征性）关系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环境偏好远远超过了与生命过程有关的需要，也远远超过和由目标导向的个人机会的需要。因此，LRT的经历（和意义）是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在社会上构建起来的（Farnum等，2005；Greider &； Garkovich，1994；Stokls，1991；Williams和Patterson，1996）。人被视为社会存在，在环境中追求和创造意义（Saegert &； Winket，1990；Knopf，1987）。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环境特征都可能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或文化视角中感知到。比如，北极荒原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可能象征着远古的生活方式、或精神思考、或贵重商品、或旅行经验，或必要生计（Williams，2002b）。因此，一种环境需要通过和特定活动及群体的联系，需要时间，才能创造各不相同、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Johnson等，1997；Virden &； Walker，1999）。随着人们归属感和“根”意识在许多不同地方的扩展和分散，现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参与LRT活动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他们可以接受地方、家和身份的不同，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健康生活感（Williams &； Mcintyre，2001；Mclntyre等2006）。
除此以外，研究也开始探讨在获得经济和政治资源时的社会和文化差异，而这种资源对于界定和指导LRT背景的使用是必要的；这也是群体内部许多矛盾的基础（McAvoy，2002；Stokowski，2002；Williams，2002a）。
社会文化方法在旅游文献中有着突出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探讨了界定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和特色的社会过程（Kolas，2004；Saarinen，1998；Suvantola，2002；M。Young，1999）。这些研究考察了旅游风险（Carter，1998），边际和边沿状态（Shields，1991），本土文化（Saarinen，1999），城市滨水区（Iwata &； DelRio，2004），地方遗产（Bessiere，1998；Gruffudd等，1999；Herbert，1996；Macdonald，1997），种族（Doorne等，2003；Oakes，1993；Schnell，2003；Shaw等，2004）文学背景（Herbert，2001），国家特色（Change等，2004；Pretes，2003）赌博（Stokowski，1996），异国情调（Cohen，1995），逃避（Pojek，1993），文化神话（Pretes，1995）和政治气候（Desswwffy，2002）的构建。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析了在地方或目的地形象的创建过程中，交流和促销材料所处的地位（Chang，1997；Dann，1993；Cano &； Prentice，1998；Sarrinen，1998；Schollmann等，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