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合情感性的美
作为一个思想教育者更应具备的是理性还是情感，应致力的是达理还是通情？古代思想家留下一句至理名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说人心之动从“情”开始，“情”在思想授受活动中有着特殊地位。思想的教与受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情感参与，思想教育的美在情与理的交融之中，而思想接受也不完全取决于是与非的认知审视，更取决于好与恶的情感体验，不仅需要知的精确，更需要情的美好，受教育者需要情与理的双向丰富与满足。生活并不都是功利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受利害关系左右，却受情绪状态影响。《吕氏春秋·诬徒》中说：“人之情，不能得其所不乐。”所谓投其所好，接而引之，即情在理先，理在情中，一般情况下受教育者拒绝思想精确性的冷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是说思想授受活动中情感反应比认知反应更重要。
（6）合自由性的美
自由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自由是人类一切活动，包括思想教育活动的旨归。思想教育的目的是思想解放，达到思想自由的境界。自由是美的本质内涵。在思想的授受过程中不应有太多的强制性，思想的转变不是强加的，只有在自由感受中才能确立。思想接受拒绝精确性的蛮横，思想信息的自由授受才是真实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思想自由才能不逆规范。自由的才是真实的，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思想接受才会有选择性，才会有创造性，才会有超越性，才会有思想碰撞的承受力。思想教育的成功在授受关系的融洽美与和谐美的感受之中。
（7）合过程性的美
定格是电影蒙太奇的处理方法，在思想教育中不宜多用。“真理是过程”，“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思想教育要讲过程美，即动态美、耐心美、诚心美，思想教育应该是一种韧性过程。因此，我们要大力呼唤思想教育向人们所展现出的柔性美、柔性力，因为柔乃常胜之道。思想教育是思想矛盾、思想互融的共时性过程，是教、受活动的共行性过程，是计划施行、计划生成的共在性过程，是知情意行的连续过程。思想教育是人文关怀过程，是为受教需要的服务过程，是思想矛盾的良性运动过程，需要的是细心与毅力，需要的是润物无声、水滴石穿的功夫。思想教育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是强制性过程，思想教育拒绝简单粗暴，反对急功近利。
4.追求精确、迷信量化的误区
一些人似乎热衷于追求思想管理的精确、思想评价的精细，一些人花很多心思建立教育对象的思想档案，美其名曰加强思想管理，其实质是把人生看成一本账册，这实际上是以管代教的教育异化的表现；而一些人则千方百计对人的思想作量化评价，似乎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就在于能对人的思想状态作出量化认定。其实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谁都会有幼稚失错的时候，有些早已成为生活的陈迹，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思想教育者何必要抓住不放呢！
在思想教育内容上的痴迷于精确追求和在教育评价中的沉溺于量化迷信都是有缺陷的：一是把一个复杂的活跃的世界看成是一部简单的机器，实际上思想精确度是随着思想矛盾的复杂性深化而降低的，思想教育越想精确就越不可能精确，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二是把应该是活生生的思想教育简化为硬条条的知识教育，锱铢必较，使思想教育停留在认知层面，虽然抓住了知识的含量，却失去了思想的活力；三是这种思想教育可以说是存心把可以成为天才的人蜕变成庸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抑制了精确之外的想象力，把人的思想行为框定于教育者所设定的标准、模式之中，从而难以培养出高思想境界的人，更难以培养出思想巨人，实际上是摧残人才；四是思想教育中的精确追求容易使思想教育异化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从而丧失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因此很难有理想的教育效果。
假如思想教育者沉溺于追求精确、迷信量化的氛围中，只能把思想变为知识，把天才变为庸人，难有思想巨人产生，难有社会性思想活力出现，这不是危言耸听。
总之，思想教育不能完全追求纯洁性，要容异，不搞单色调；不能完全追求即时性，要容后发性，允许教与受的时间差；不能完全追求相同性，只能追求共向性，即只求和谐，不求同一。正如庄子早就主张的，要纯朴无饰，忌太精明。
（四）善者追求，强者追求？
我们需要道德崇拜，也需要力量崇拜；需要善者追求，也需要强者追求；需要护德，更需要激才。强者追求是中华文明的主血脉。
在社会生活里，在人才培养中，人们都在思考：应该倡导道德崇拜，还是力量崇拜？应该偏重于作善者追求，还是应该偏重于作强者追求？当前更需要的是护德，还是激才？我们需要的是人性的柔性美，还是刚性美？这从来是一个热闹的议题，今天也还是如此。
面对现实，我们有太多的例证可以认定当今社会的道德缺失，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说明强化道德教育是当今的第一要务。然而当我们的视野向前延伸，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呼唤：要迎接挑战就要有强者意识，要成功就要有强者心态，要在未来世界成为强者，就要在我们的精神血脉中注入强者基因。
1.强者崇拜意识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主血脉
道德与力量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被提出来了。《易经》所强调的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重，既作强者追求，也作善者追求，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孔子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即道德、智慧、力量三者并重。《礼记·中庸》虽倡导中和，但也倡导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强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认为勇于付出百倍的努力争当强者，是“虽柔必强之道”。一些思想家也曾深层思考过力量与道德的关系。韩非子就揭示过两者的时序关系，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而商鞅则研究了力量与道德的因果关系，他说：“德生于力”（《商君书·靳令》），“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按照韩非子、商鞅的观点，历史的潮流是从道德崇拜走向力量崇拜，强者追求取代善者追求，强者比善者更有时代价值，道德是古文明的特征，力量才是现文明的追求。
纵观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兴于力量崇拜意识，强者追求意识，认为勇者才是最高贵的。“师”字的本义是教人习射，可见教的第一职责是教人成为勇士。
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中充满了对阳刚美的追求。比如，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黄河、长江、泰山、昆仑。喻中华民族如咆哮的黄河，显示的是强烈的爆发性力量；如奔腾的长江，彰显的是勇往直前、不可阻挡的气概；如拔地而起的泰山，呈现世人的是追求制高点鸟瞰天下的雄姿；如莽莽昆仑，所展示的是强大力量群的雄风。可见，中华民族从来是力量崇拜的民族，龙腾、虎跃、狮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一种强悍美。
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是强者向往，在其个性美欣赏中富于倔强美的追求。
古代神话传说中，精卫填海的意志，愚公移山的毅力，羿射九日的胆量，女娲补天的气魄，夸父追日的执着，所呈现的都是挑战强者的气概，所展示的都是人定胜天的力量美，所张扬的都是力量与意志的价值，所彰显的都是勇气是生存的保证。他们向世人宣告，道德的本质不是一种孱弱，而是一种力量，道德不只是一个善者，还应是一个强者，没有力量不能称其为道德，没有力量，道德也就缺失价值。中国人从来就十分敬重“威武不能屈”、“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质品性。
可是，古代的力量崇拜演变到后来却成为道德崇拜。把“仁”、“智”、“勇”并重的儒学仅仅理解为“仁”学；把儒教当作“礼”教；只重道德，不重力量；只讲“仁”（道德）的价值，不再讲或很少讲“智”（科学）、“勇”（力量）的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本原。
强者风范自有其特征：
强者基于实力。强者都有很强的实力意识，是实力的崇拜者，善于积蓄力量，营建实力优势，凭自身的实力参与社会竞争，敢击苍鹰，敢搏苍龙，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极限，凭真本领打天下。
强者基于大志。强者多以其自身的大志为动力，志存高远是强者的特征、强者的动力源。站在时代的峰巅，放开视野，鸟瞰世界，心怀大志是强者的共同特征。既然是运动员，就想争冠军；既然参了军，就想当元帅；既然是教师，就应争当名师；既然是领导，就应造福一方，深孚众望；既然是企业家，就想生产一流产品，称霸市场。有大志在胸才会有为争当强者并为之拼搏奋斗的勇气与毅力。
强者个性倔强。一怀强者心态，就决不自甘人后，决不向命运低头，决不轻言放弃，决不为失败开脱自己，百折不挠，力挽狂澜，具有内在的生命力量，具有倔强的意志力。因为具有强者的理性与明智，虽然有可能被对手打倒，但绝对不会被自己打败。
强者有很强的自信心。争强则好胜，不管是面对困境，还是面对强者，都保持自信与乐观，有向更强者挑战的雄心和底气。因为基于与强者竞争的自信，所以面对更强者，不嫉妒、不抱怨、不丑化，坦然地面对现实，相反喜欢以更强者为榜样寻找自身的不足，正是这种自信心孕育了强者谦逊大度的人格。善于吸收别人之长，所以能强者益强。
2.道德与力量的消长
可是翻开历史，一些现象却令人深思。
民间的力量崇拜，官方的道德崇拜。在中国社会底层，力量崇拜意识从来是很强的。例如关羽，在他死时其家乡人为他立庙，纪念的是他仗义行侠、救危济困、驱邪除恶的精神，他在百姓心目中是为民除害的强者形象。可是宋朝官方为他立庙，则意在表彰其匡主之忠义，是道德的典范。对关羽，官民眼中分明是两个不同的形象，官方推崇的是他的忠，民间赞赏的是他的勇。女娲敢于直面自然灾难，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完全是补天安民的强者的化身，可是到后来她只是能赐孕的女神，演化为道德的形象了。王铁人在周围人心目中是一个强者，硬是在恶劣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也震惊三分。可是在我们的宣传中他的强者追求精神却只剩下“三老”，即“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讲老实话”的道德品质了。
国力鼎盛时尚力，民心动荡时尚德。国家强盛时，外向张扬、外向扩张的需要十分强烈，宣扬的是君临天下，崇拜的是雄才大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的成功，莫不出于其强秦、大汉、盛唐的强者追求，都是力量崇拜的产物。“有负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震山撼岳的气概，这种恃强自负的心态，就是国魂、民族魂。宋朝、清朝的国力衰弱，则竭力宣扬道德，以张扬道德消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结果是延缓历史进程。
东方的道德崇拜，西方的力量崇拜。中国自古倡导和合，培养君子型人格；西方则提倡竞争，培养强者型人格。希腊人崇拜强大而非高尚。奥林匹斯神话中诸神都有非凡的能力，都以力量慑服人心，都体现了原始的顽强。如宙斯，是宇宙主宰、雷电之神，雅典娜是战争之神，阿波罗是太阳神，都是力量的象征，都以强大的力量慑服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先进起源于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精神所崇尚的是力量，其基本口号是：“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所追求的是强者，即强者文化、强者心态、强者德尚，凭自身的实力参与竞争，征服对手。荷马史诗就是孕育勇者的颂诗，教育人们勇敢地面对威胁的挑战。而中国则以和为贵，以中为式，怕冒险，忌竞争，讲安忍。西方人远航渡海是为了侵城掠地，为了抢夺资源，建立日不落帝国。郑和航海规模不可谓不大，可仅仅是为了宣扬皇恩，德布天下，可以说当时举世无双的航海技术与力量，并没有给中国的强大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西方人强调以法治国，中国人强调以德治国。
百姓的力量追求，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虽为儒家道德意识主导，但还是有朝野之别、文野之分。百姓尚英雄豪杰，从盗跖开始多少农民领袖，网罗天下英雄豪杰，呼风唤雨，推山倒海，敢把皇帝拉下马，深信只有力量才能改变历史、改变命运。而中国知识分子尚道德楷模，满足于依附性，缺少独立性，纵观几千年历史，知识分子真正走上政治舞台、指点江山的能有几人！
革新派多为力量崇拜，保守派多为道德崇拜。毛泽东要改造中国，大力呼唤强者追求意识，呼唤刚性美，甚至以“虎气”自喻，他所崇仰的是“鹰击长空”、“横空出世”、“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胆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自负，从来社会改革派多以道德为主要阻力。而保守派则惧怕社会变革，凡主张或试图改革的，都被视为破坏现存秩序的不道德行为，他们祈求通过道德张扬来维持现实、维护稳定。与力量崇拜的革命品性相比，道德崇拜的保守性相当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