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钱玄同和钱三强父子两代在知识结构完全转换的情况下，最大的联系和类同之处是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重视。1937年钱三强要出国留学之时，钱玄同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又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钱三强曾为是否真的要漂洋过海，远离父母而再三踌躇。最终在老父的劝说下才踏上赴法的旅程。到法国以后，也对父亲的身体多有牵挂，通过多种渠道一再打听。1939年2月，大哥秉雄的报丧信，更使身在巴黎的钱三强对未能在父亲身边尽最后的孝道而深感内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7年11月，他和何泽慧的长女出生，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祖父钱玄同之意。也是在这一年，钱三强作出了回国的决定。而他在回国之前，谢绝了南京方面的挽留，把目的地选择在了北平，原因之一是想能在母亲身边陪伴，使其安度晚年。到了1948年底，他接到南京政府的离北平的机票而拒绝南下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家母重病在身”。1949年2月，母亲徐婠贞去世，距父亲钱玄同去世已是10年之后，钱三强终于能亲自为母亲送终了。在近代以来，知识建置和思想意识尽是西风战胜东风的大势下，家庭伦理情感也许是传统文化借家族制度的最后一块保留地，至少至钱三强的时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基本仍是如此。不过在这一点保留地之外，钱三强对于家族传统的感受和认同已是十分有限的，在他的大部分履历中，籍贯一栏都填的是浙江绍兴，那是他的出生地。和钱三强形成对比的是，父亲钱玄同虽然出生在苏州，但从来都对吴兴有着强烈的认同。
二、科学和政治的纠葛
钱三强是一个科学家。过去一般认为科学进行的是事实判断，而人文社会科学才进行价值判断。而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库恩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以后，人们越来越同意，在科学之内实际上正包含着不少的价值判断的因素在其中。而对于科学家个体来说，情况就更为复杂，科学活动必须和诸种外部因素发生联系。对于钱三强这一代科学家来说，他们的科学活动从内部到外部都被赋予了多重的政治意义，他们也正是在一种强政治的气候和意识之下进行自己的科学活动的。这其中有不少问题值得重新厘清和阐释。
1.成为新中国科学事业领导者的内外原因
钱三强生前已有不少传记和报道称其为“中国的原子能之父”，将他的地位与美国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钱三强曾多次表示，反对“之父”的提法。1992年，钱三强去世后，新华社的通稿标题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杰出的科学家钱三强同志在北京逝世”。无论用什么样的说法，钱三强最主要的科学工作就是领导和开创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第一个帅才。他以这个事业成为现代中国科学的象征和偶像。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这虽然不是正式文件，但至少反映的是官方的潜意识看法，即钱三强在中国科学家中处于三甲之列。思考钱三强在中国科学家谱系中的这种地位，显然仅考虑他曾经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做了什么，有什么贡献是不够的，更多的内外因素需要我们考察。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尚在围城，清华大学一同学骑车到玉泉山，同驻其地的解放军谈话，回来写了篇《玉泉山记行》，张贴在学生大食堂前。城外的清华大学率先变了红色。12月27日，校制商讨委员会推教授会代表，钱三强系五人之一。虽说钱三强此时尚在城内照顾病重的母亲，职务由周培源代理，但钱三强和新政权结缘由此开始。
钱三强的专业是核物理，这一专业本身更多地要求建制化的研究机构、集体合作和国家政府的支持，对于这一点，在法国期间充分的学术训练和对欧洲核科学事业的感受使钱三强深有体会。
1947年2月，在法国的钱三强决定应清华之聘的时候，在给校长梅贻琦的信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他回国以后，在上海的中国科学社讲演中所强调的重要一点就是，现代科学是有计划的集体工作。他的这种理念和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事业的路径是相契合的，在更大的层面上，这种关于科学工作的理念和1949年以后的政治秩序也更容易融合，从意识和情感上减少了科学和政治不断纠葛时的矛盾和痛苦。回国的第二年，钱三强正式开始了建立一个集中的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努力。1948年钱三强到北平去后，和他过去的老师叶企孙、周培源计划整合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的原子能研究力量，成立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钱三强为此登门拜访梅贻琦、胡适、李书华，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结果“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
几十年以后，钱三强回忆及此，仍然难以释怀。而钱三强的这些要求将会由当时尚在北平城外的新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应该说，1949年以后的钱三强，是以旧社会惨淡经营科学和教育的经历，来体会新社会万象更新的意义的。而他强烈的关于科研的有计划的集体协作的观念，也使他对可能包含着计划、政治化、集体协作、以任务带科研这样内涵的新中国科学研究事业更容易抱有充分的热情。
就和新生政权的渊源来看，钱三强在科学家中算是较突出的。早在巴黎期间，钱三强就和共产党有所接触，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是法国共产党员，全国阵线委员会主席。不过约里奥的身份是秘密的，他也不鼓励钱三强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此外，钱三强还和中共旅法支部及其领导人孟雨、刘宁一有密切联系，参加过一些有关的活动，还见过在英国的邓发。但钱三强也不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只是抱有一般的同情。他后来在入党时写的自传中说：“从他（指孟雨）那里有时看到一些小册子，但是没有认真学习过，这时也接触一些法文的马列主义书籍，但觉得生硬，看不下去。”
1947年初，孟雨曾询问过他是否愿意入党，“我当时因为舍不得热头上的科学研究，知道巴黎支部人并不多，也不太强，若参加了，一定要做许多工作，因此必然要放弃科学研究。算盘打了好久，还是舍不得科学研究而同孟雨说：‘暂时不参加，但所有一切要我做的工作，我都可以做。’”在时间精力上，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党的政治任务、科学组织工作无疑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在钱三强的科学事业中，科学和政治纠葛中所面临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一问题，钱三强在1949年以后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
1949年，钱三强很快成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之一，自己已经全无时间从事具体的研究了工作了。那一年的年底，他在给两位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信中写道：“所有的进步人士都被吸收到国家各个组织的重建工作中。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科学领域和青年方面的工作。有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研工作中，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知道人民的胜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取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有责任贡献出一份力量。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做出了牺牲，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应当说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科研工作的组织和具体的科研工作既有内在统一的要求，也有矛盾和分裂之处。后来，钱三强的晚辈周光召在给钱三强的论文集作序时说：“可以设想，如果在实验室里继续潜心研究下去，钱先生在后半生肯定还会有很多的成果，还会有重要的发现，现在这本论文集，也就会厚得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振兴中华，钱先生服从组织安排，牺牲了个人在科学上要有更多更高发现的追求，全身心投入科学组织管理工作。”服从组织安排，牺牲个人科学追求，这句话几乎可以用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科学家身上，只是安排的内容和牺牲的程度有差异罢了。科学不是自主的，组织何以会安排钱三强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这就不是科学研究本身所能回答的。
共产党进城之初，钱三强在国内科学界的资历尚浅，只以物理学家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都是他的师长辈，同辈的彭恒武、王淦昌也都有很大影响。他很快能受新政权的重视有政治的因素在其中。1949年4月，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将在巴黎召开，而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在巴黎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把自己的声音带到国际上去，拓展外交空间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而钱三强和约里奥·居里的师生关系无疑是可以利用的很好的资源。
所以1949年3月，刚刚当上清华物理系主任的钱三强就意外地接到了去巴黎的通知。在跟随团长郭沫若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以后，钱三强的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国途中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副主席，9月又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和常务委员。同月，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当时的筹建工作由陆定一负责，恽子强、丁瓒、钱三强承担具体工作，4人中，其他3人均来自中共党内。10月科学院组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钱三强是计划局的副局长，计划局负责的是科学院组建中最主要的工作，旧机构的接收和新机构的调整，局长由竺可桢兼任。钱三强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组建工作和初期，对于具体事务发挥作用最大的人之一。1952年，钱三强又一次为中国外交立功。在约里奥·居里的再度支持下，组织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学者李约瑟等7人组成，从这一委员会的组成到整个调查过程，钱三强都是具体操作者。在这一任务完成一年多以后，1954年初，钱三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科学家当中是非常早的。
那时科教界人士入党很难，许多大科学家因为不能入党而自卑。
钱三强入党表明他已经受到党的充分信任。科学院建院之初的副院长中除了陈伯达以外，李四光和竺可桢入党的时间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陶孟和至去世还未能如愿。钱三强的入党在科学界内部的影响也很大，也可算是党的领导深入到科学界内部的一个标志。当时领导科学界的不少延安来的干部，实际上在科学家们那里缺乏权威，许多有资历的科学家对延安干部表面很恭敬客气，实际上保持相当距离。钱三强入党使这种情势有了新的变化。
钱三强很快成为科学家和党之间的桥梁也和他自己的身份和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是科学家中年轻的一辈，旧的包袱比较少，也容易受到党的信任。资历低的劣势，在建国初的政治环境里，反倒微妙地成为一种优势。他的老师叶企孙，在共产党进城时，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只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当了一名普通教授，1955年才任磁学教研室主任。吴有训，1950年被钱三强请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任所长，后又任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长期是党外人士，作用发挥的很小。阅历较浅的钱三强，反而敢想敢做，又能够比较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起精神，仗着政府与党的威信，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执行了调整计划”。由于钱三强本人思想活跃、热情很高，办事公道，也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这都决定了他要在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绝非完全顺风顺水。比如，钱三强刚刚开始帮助新政权工作时就碰到一件所谓“遭众怒”的事情，对钱三强曾产生很大的思想影响。1949年初，北平文管会开始接收北平研究院，钱三强被安排为接收后的维持委员会委员。结果，这一任命却遭到了原北平研究院内部分老研究员的联名反对。这让钱三强很是意外和震惊。他后来写入党自传时，如是写道：“后来从吴征镒同志处知道，因为我回国时自高自大，不太理人，同时开研究员会时讨论如何办研究院，我在议论上太尖锐，使别人的方案没有被接受。这种种一切使我遭了众怒。听到这些话，当时心里颇不能接受，因为还没有认识自己。”如果从最浅的层次上看，这是钱三强的作风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的结果，但更多的实际上是和科学界内部少壮派和原来的当权派的矛盾有关，在更深一层次上，那些老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应，实际上并不是针对钱三强个人的。在相当的科学家眼里，钱三强正要成为共产党在科学界的代表。反对钱三强也意在在中共面前证明自己的地位和分量。
在这层意义上，反对钱三强只是另一种示威和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