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钱玄同和吴虞的分歧尚是近年才渐渐被人注意，那么鲁迅和钱玄同的由战友到陌路已经一再被申说。实际上1949年以后对于钱玄同的研究者，多数都是经由鲁迅入手的。如果把涉及钱玄同和鲁迅关系的数十篇文字排列起来，几乎可以比照出一部周钱关系研究学术史。从完全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到更多的视角和更包容的心态应是此部学术史的主题。这里还是从鲁迅对钱玄同的负面评价开始。大致看来，从鲁迅离京南下开始，鲁迅和钱玄同就几乎完全断了交往。但实际上在1924年前后，双方就已经有了隔膜。这一年鲁迅在《语丝》上有一篇《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其中有一段，“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
虽说还是老同学的游戏笔墨，但其中的情绪再向前走一步，即可步入憎恶和对立。钱玄同好言，这时偶尔在私下出现的对鲁迅不恭的话已经让鲁迅不快。1929年6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却不欢而散。在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此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鲁迅信原稿为钱玄同，两地书公开发表时改为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次年，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再次提到钱玄同，“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詈骂，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
鲁迅这里已经上升到个人品性的层次。钱玄同式的壮怀激烈，更多地是停留在文字上，存在于朋友之间的交流中，是一种语言的表演，而对现实运动，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所讥讽的空谈，是有些道理的，虽然投机之类的评价未免过苛。1933年11月，鲁迅拟请魏建功书写《＜北平笺谱＞序》。鲁迅在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中在谈到写序的事时，又谈了对钱玄同的看法：“写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即钱玄同）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鲁迅对钱玄同的这些负面评价，从表面看来是侧重性情、为人的多，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厌恶。但这种厌恶的背后实际上是二人在新文化以后在具体的学术思想、精神取向上差异日益增大的结果。包括对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二人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分歧会透过人际关系、私下传播等渠道而不断放大，这些都使我们今天在重识钱玄同的过程中需要仔细品读的。
三、从钱玄同的晚节说起
由海外新儒家开始，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的重新评价已成潮流的情况下。钱玄同当年对传统偏激决绝的姿态，至少在学界的一般叙述中已经显出不少负面特征。同时，作为疑古学派的发起者之一，在是否要“走出疑古时代”成为古史界讼论不休的话题的背景下，钱玄同的学术观点也时常成为不少学者反驳辩难的靶子。在思想和学术都已经显得不那么“正确”之时，钱玄同的晚节，这一“政治正确”在有关钱氏的叙述中，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而需要着力彰显。不过，这一十分重要的情节，却也曾遭到了质问和怀疑。本节即以解答质疑入手，进而关注人物和思想的复杂和矛盾，以及质疑和反驳背后的方法和意识。
1.一场笔墨官司
1998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一场规模不大的笔墨官司。当年第1期发表了钱玄同1928年致晚辈民俗学者江绍原的一封信，这本是一封简短而平常的信。
但同时刊发的这封信的发现者谢村人的文章《“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所想到的》，却由这封信而节外生枝，得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文章认为：钱玄同晚年思想上落伍，政治上也有走向深渊的可能。1928年正是钱玄同由“猛士”到“隐士”再到“贰臣”边缘的中间站。钱玄同死在52岁虽然可惜，但又是侥幸“死得其时”，因为“已被污水弄脏了鞋袜”的钱玄同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之下，未必不会成为周作人第二。作者从一封短信开始，“以小见大”，得出的钱玄同将失民族大节的结论确实令人刮目相待。
在新文化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一线人物，而且他的思想方法和个别学术结论都曾遭到过质疑，但是对他的民族气节的尊敬却是普遍的。在黎锦熙、魏建功等两三代学人以来，钱玄同在日据时期的守大义持晚节，已成为其一生之中的重要亮点。谢村人的文章既向这样的定论挑战，更触动了“政治正确”这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很快遭到了反驳和回击。
当年第6期和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分别发表了召南和姚力的《钱玄同的盖棺论定》、《对栀“书斋生活及其危险”枛的一点辩正——与谢村人先生商榷》两篇文章，对谢文进行批驳。前一文引钱玄同恢复钱夏的旧名，和1939年钱玄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称其能“永保清操”，以证钱玄同的政治态度。后一文则大段引用了钱玄同的朋友和弟子黎锦熙、魏建功、徐炳昶等对钱玄同对日态度的记述。其中包括钱玄同对周作人偏重个人享受的私议，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做汉奸，拒绝日本人的文化拉拢工作等等。反驳者不光在资料和史实上有优势，而且似乎在道德上也占着优先的地位，谢村人没有进一步地回应。这场争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论的小小波澜很快被翻了过去。
应当说，从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生前种种“蛛丝马迹”来预言他此后会如何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人们往往难以抵制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诱惑，其原因在于：历史固然是不能假设的，但对历史的假设却常可以获得出人意料的反思格局和审美冲击。这场关于钱玄同是否会投敌的争论的级别并不高，由于当时钱玄同的文集和日记还都没有整理出版，争论双方在资料的掌握上都有限，又由于钱玄同本身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表现，反驳者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毫不奇怪。但其中争论双方所共同遵循的思想方法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钱玄同作为新文化以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他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本身就是复杂和富有歧义的，而这一点在当时的国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实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我们的讨论多半已经站在今天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来展开，这和当事人的认识是有错位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不言自明的思想体系，而民族气节也不是像水低于零度就结冰那样，有一个标准的测量点。那些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得出的明确结论，其代价往往是流失了历史过程中丰富而多元的信息。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历史叙事，以一种强烈划一的给人以审美愉悦和道德满足感的陈述代替了真实历史境地中的复杂和矛盾。在这一点上，前述争论双方是相通的。
2.一次灰色的宴会
就文章本身来看，谢村人的文章确实有故立高论的嫌疑。文章对钱玄同这一人物本身了解有限，批判钱玄同多以鲁迅当年之判断为准，许多论点不堪推敲。比如其中提到的钱玄同在书信末自己的署名后用了“再拜”这样的格式，这实际上更多地是钱玄同的性情习惯使然，和政治思想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文中有力的论据只有一条，即1933年4月15日钱玄同在辞谢江绍原招饮的信里说：“自承德失陷之报传来之日起，弟中心震悼，即自誓从那天起至辽、吉、黑、热四省光复之日止，在此金瓯不完之时期内，凡饮食酬酢一概不参预，故只好方命了。”而到了1938年，不仅四省尚未光复，且平、津早已沦陷之时，他却于3月29日接受了“亲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作者认为钱玄同是“信誓旦旦”在前，而又自食前言在后。作者举的这两件事情事实俱在，前后逻辑看起来似乎也是板上钉钉，前面举的两篇反驳文章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均是绕着走，未作正面回应。对这一问题深入清理，有助于我们恢复钱玄同晚节问题的本来面目，也可促使我们对不少习以为常的认知历史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反思。
钱玄同参加那次宴会的事情出自周作人的记述。张菊香着《周作人年谱》在1938年3月29日下记：“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克之）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孙蜀丞、方宗鳌、夏明家、钱玄同、沈兼士。”年谱所据为周氏日记。周作人此时间段的日记尚未公开出版，无法核实是否记有其他细节。但综合已有的有关钱玄同的史料，所谓的自食其言问题却并不难疏解。
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是事实。这一点还有多处证明。1933年初，钱氏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可见此期间中不宴饮已成惯例。但不宴饮只是钱玄同受时局刺激而做出的一个自我承诺，随着外界环境和本人心态的变化，承诺人也是有权对其进行更改的。在《塘沽协定》以后，局势稍稍平稳下来，钱玄同的心绪已经不是那么恶劣了。生性好动、喜好交往的钱玄同，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执行谢绝宴饮的主张的。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说：“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由此可知，钱玄同的不宴饮，在本年6月即由胡适始开禁了，实际只坚持了1933年的几个月。
钱玄同本是爱走极端的性情中人，不宴饮只是他忧心国难的一时主张。正如钱玄同自己所认为的，国难不吃饭并不表明自己比别人更高尚更爱国，那么恢复宴饮也不表明钱氏比那些唱高调的人不爱国，当然也就不足以作为钱玄同变节的证据。
在解决“自食其言”的问题后，那次宴会本身则是我们要继续考虑的。谢村人的文章用了“亲日分子”、“日本右翼分子”、“文化汉奸”三个修饰词，将那次宴会完全描述成亲日性质。表面上看，谢氏这样的论定似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宴会有日本人在座，宴会主人何克之刚刚和周作人参加过2月9日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虽然内容空洞，但当时即被认为是北平文人落水的先声。宴会宾客中方宗鳌原是中国大学教务长，北平沦陷后任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后来周作人的教育督办职位就是从这位代理督办手中接过来的。不过，若论定史实不是仅着眼于一时一事，就会发现对于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的性质绝对不是轻易地用一个定语就可以打发的。而是要通过前因后果，在复杂关系中去分梳、界定和把握。比如，那次宴会的主人何克之，就完全不是“亲日分子”四字的简单判断可以解决问题的。
何其巩，字克之，原是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北平特别市成立，他是首任市长，1936年起任私立中国大学校长十年。何氏在沦陷期间对于中国大学及北平教育界的贡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得到普遍的肯定和赞誉，他在复杂的环境下保持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日据时期中国大学从未悬挂过日伪旗帜，没有接受过日伪一分钱的援助，校内没有一位日伪官员，在当时局势下实属难能可贵。不过，如果根据何氏的这些表现就模式化地想象其日据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英雄主义色彩则肯定是要失望的。事实上，日据状态下，众多的人和事的色彩并不是那么鲜明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何其巩的多年从军从政生涯，使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在当时的北平是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不仅与国共两党均有长期联系，和当时的日伪官员也是不即不离。既参加过日伪的一些活动，也曾因被日本宪兵队拘传而绝食。对于如此复杂的人物，着眼于一时一事，而轻轻判断为“亲日分子”，显然是一叶障目、失之偏颇。实际上，与给参加者发帽子相比，宴会本身的内容应当是更加重要的。那么，那次何克之做东的宴会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