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新加坡政府在宗教教育领域进行了更为根本的改革。1982年，教育部长吴庆瑞提出道德教育必须辅以宗教教育，否则不足以培养诚实、正直具有正确道德观念的学生。此后，中学3、4年级引进宗教知识科（包括佛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锡克教与世界宗教）作为必修课，取代《公民》与《时事》。此后又根据李光耀总理的建议，加入儒家伦理科。中三、中四学生可从中选读一门。与此同时，政府做了大量组织和讨论工作，包括礼聘国外着名儒学代表杜维明、余英时等人分批来新加坡作专题演讲，召开国际儒学会议等。大众传播媒介也积极地进行广泛的宣传。此外，还专门设立了儒家教育与东方哲学研究所，研究儒家教育问题。经过一连串的对话沟通，在对儒家伦理教育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教育部立即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着手编写教材。1984年1月，《儒家伦理》教材开始在15所学校试用，1985年教材正式出版，开始在全国各中学通用。同年成立了主要由教导儒家伦理的教师组成的儒学研究会。1988年对教材进行修订。按照新加坡教育部教学大纲的要求，儒家伦理的教学目标是：（1）把适合我国（指新加坡）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传给年轻的学生。（2）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修养的人。（3）介绍华族固有的观念，使学生认识华族的文化根源。（4）培养学生积极的、正确的人生观，使学生将来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5）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教材的编写上，指导教材编写者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具有现代意义。“课本内容讲儒家伦理，而又不拘泥于儒教，而是把儒家伦理与人类社会积累的丰富经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课本每讲到一个儒家伦理的做人道理，都与新加坡现代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引导青少年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儒家伦理》在中学3、4年级开设，除了课本外，还有配套的教师手册、学生作业簿、录像带、幻灯片等视听教具。
但是，到了1989年，情况有了变化。某些基督教和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宗教知识课，掀起了传教热潮，大肆鼓吹人们皈依基督教。结果，相应加强了佛教徒和回教徒的传教热忱。为了防止宗教狂热分子影响社会的安定，1990年末，新加坡政府决定取消作为必修科目的宗教知识和儒家伦理课。
虽然取消了儒家伦理课，但是其影响是显着的。事实上，“儒家伦理的推广宣传活动，已经远远超过课程发展的范围，也超越了其他宗教课程所受到的重视”。新加坡政府的这番努力，也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并在学校里作为道德科目来教的国家。
这样一来，就面临着新教材的选择问题，要么恢复以前的课程，要么重新编写新的公民和道德教育课程。后来政府决定采取后者。90年代，教育部课程发展署重新开发了新的《好公民》教材。1992年，新加坡小学开始使用新的好《好公民》教材。开设这门课程的宗旨是培养具有以下素质的好公民：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维护组成社会的家庭；提倡种族和宗教间的宽宏大量和相互体谅；协商解决问题的美德。其目标体现为四个方面：（1）向学生灌输适合新加坡的东方道德价值观；（2）训练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3）教导学生处世待人须为他人设想的道理；（4）使学生明白身为年轻公民的责任。中学新公民课程从中一延至中四，为必修课。新编《好公民》教材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东方传统价值观。这样既避免了宗教狂热分子借机寻事，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把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融入了新编教材，可谓一举两得。
同样，出于消除由于开设宗教课程所引起的各种族之间的摩擦等原因，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能为各族人民所接受的、培养新一代“新加坡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即：（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之后，在国会辩论时，凤山区议员孟建南医生建议将“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改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因为“关怀扶持”只简单提及“关心个人”，没有体现出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而第四个价值观的英文由“consensus译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因此其中译获得保留。共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伦理的优秀传统。新加坡政府通过承扬中华民族与其他各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多元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意识，这不仅是全国人民所要追求的共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学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共同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在“共同价值观”和新教材中都含有丰富的儒家思想。正如陈庆炎博士所言，儒家思想的许多要点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制订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时，没有理由不把儒家思想的精华吸收在内。这样一来，儒家伦理课程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以另一种姿态在有限的空间里出现。
二、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
“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依据整个学校教育目的与任务确定的，但是，它与后者一起归根结底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客观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中蕴藏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基础对其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笔者仅从新加坡社会文化的某些领域来作一次管中窥豹的尝试。
1.多元文化社会
文化本身是具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具有不同的文化。种族多元、文化多元是新加坡的一个典型特征，各民族和谐共处又是新加坡国家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影响其道德教育的社会文化传统就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在新加坡，华族、印度族、马来族等主要民族都是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民族。远道而来的华族、印度族等从自己的母国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宗教。移民文化同马来族的本地文化经过多年的共存而相互影响，再加上建国后，政府采取走“星化”道路的民族政策，形成了如今民族特色鲜明，同时又具有某种共性的新加坡文化。所谓“星化”就是“新加坡化”，就是要把新加坡国民中的非新加坡成分改造成新加坡所有的成分，把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改造成为具有统一的新加坡意识的“新加坡人的社会”。“星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统一了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消除了原来各种族独自奋斗、互相猜忌乃至互相仇视的状况。但是，新加坡政府推行“星化”政策目的并不是消除各种族之间的所有差别，建立一个纯新的、各民族之间没有任何分别的新加坡。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鼓励并采取措施帮助各民族保留本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仍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所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
各个种族秉承着本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辛勤劳作，造就了今日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惊人的进步。前总理李光耀曾经动情地说：“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
以华族文化为例。由于华人在新加坡占绝大多数，因而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新加坡的盛衰命运与华人是休戚与共的。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迄今大约已有2000年。新加坡开埠之后，华人更是源源不断地流入，可以说，“一路来，他们能保持一份悠久的文化，自成一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风格”，“英国史家汤因比说：华人的庙宇、房屋、装饰、习俗、采矿和农耕的方法，乃至整个东南亚区的手工业……其‘相同’的情形，可以说是一致的。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的印象，而是一种渊源于他们共同受中国文化的濡染”。
华人对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对新加坡的社会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加坡博物馆正门前的无名华人铜像与铜像下的碑文就是对此所作的一种形象的诠释。碑文写道：“此华人半身铜像为艺术家史德龄于1939年寄赠新加坡者。华人素以坚忍耐劳着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史德龄敬仰华人，特以此像相赠。”早年南下谋生的华人，虽说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他们自小在传统的儒家氛围中长大，他们的思想行为、生活习俗等无不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浸染。正是秉承着儒家伦理中的勤劳俭朴、知足知耻、敬老敬贤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们历经艰难困苦，终于取得成功。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影响子女，还通过创办学校、报纸、各种会社及其他社会活动使这种优良传统得以传承下去。如1849年，第一所华校“崇文阁”开学，1881年第一家华文日报《叨报》面世，1890年黄遵宪创立“图南社”等，自此，为数众多的学堂、报纸和会社等纷纷问世。这些报刊机构或者是依据儒家思想立说，或者是专题阐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19、20世纪之交，新加坡甚至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可以说儒家思想一直在民间社会兴盛流传。儒家学说在新加坡所具有的坚实的历史根基，为新加坡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另外，在新加坡各个种族中，华族最重视教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创建。当时，英国殖民政府非常反对并拒绝承认，但是这所以后为新、马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华人大学，还是于1953年在众多华人有识之士的捐助和支持下办起来了。在创建华文学校的过程中，华商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陈嘉庚、李光前等人。
“从会馆建立开始，华商就始终成为会馆的核心人物与支柱。这是由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上以商为本，并不存在类似中国本土的那种‘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分化。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会的内部事务采取不理不问的态度，也使商人必须承担起领导与资助华文教育的重任，虽然他们本身未必受过高深教育，但是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同使之愿意出钱出力来支持华教事业。”
生存的压力、重教的传统加上对中华伦理文化的认同，使得新加坡的华人非常重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文化传统的传承。正是这些活动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了保存和发扬，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新加坡今日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儒家伦理中对集体主义、忠孝观念及家庭教育的重视，也说明了新加坡政府何以如此重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因为，“这种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国家意识保持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中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调控，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当然，儒家伦理不能代表丰富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全部，除了儒家伦理之外，在新华人还有的信奉佛教、道教等，或者是儒、道、佛皆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加坡这个移民国家的华人中间，儒家思想无疑成了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它始终对大多数华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有形无形、或多或少或有意无意的影响……”
文化传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往往在社会变革进行多年以后，它们仍然发生作用并支配人们的行为。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新加坡何以能在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仍能保持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倡扬东方价值的魅力了。
在鼓励各族保存、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情使得新加坡政府尤其重视新加坡人国民意识的培养。新加坡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暴乱，也曾目睹有些国家因宗教差异而导致国人自相残杀的事实，因此国会明文立法使宗教思想问题与政治分开，并严厉对待任何以种族问题来煽动及分化人民的政客。反映在学校公民道德领域中，就表现出了对种族和谐和效忠国家意识的重视，教导中小学生承认各种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其他种族历来就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2.国家的相关政策法律
青少年的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养成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人不仅接受学校教育、学校环境的影响，在更多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要受到来自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影响。因此，仅有学校一方的积极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