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角色
那么在上述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家未来将处于何种地位呢？我们看到，全球化业已引发了一场新的有关全球化与国家关系的讨论。其中，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地位有两类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许多国际和国内问题，国家已经难以独力地、自主地加以解决了。认为国家能力受到削弱的主要理由是：由于技术变革、民族国家的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等原因，决定利益分配的不再是民族国家（Strange，S.，1996）；国家正在失去一些传统的职能，如控制信息的传递，主导文化价值，对经济进行独立的管理，对收入和财富的权威性分配等（Ca‐ble，V.，1996，p.133）；国家的角色很难再被视为是国内经济遭遇冲击时的保护伞和缓冲器（詹姆斯·N.罗西瑙，2001，p.163）。于是，国家将变成国际市场行为体中的一员，将不得不与国外的其他成员协商，共同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Rosercrance，R.，1996）。而且，全球化甚至已经影响了国家的主权与边界。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普遍相信国家不再是政策制定的中心；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专业的网络组织，公民组织、公司等等提供了政府不能提供的服务，从更多方面满足了公民的需要；而且，这些组织也逐渐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例如经济决策的制定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公司部门、国际股票交易或者有非政府组织和公司领导者参与的协商会议中。国家以一个政策的获取者的身份来回应或调节政治现实，而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政策制定者（Kim，S.，1999）。
另外一类相反的观点是，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并没有消逝，也不应该消失；相反，国家对于全球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在于：1）社会获取全球化利益的能力取决于公共产品的质量，例如产权、法律体系、教育等，而这些公共产品都是由国家提供的；2）国家通常决定了身份；3）全球治理依赖于国家维持稳定的能力（Wolf，M.，2001）。针对前一类认为国家能力和地位下降的观点，Krasner声称，过去200年的技术变革一直推动了人们、产品、资本和理念的流动，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国家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要更能回应这些问题（Krasner，S.D.，2001）。Ruggie指出，尽管世界贸易、资金流和全球经济联合日益加速，国家和民族企业仍然紧密相连（Ruggie，J.G.，1993）。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总部仍在其母国的主要城市，跨国公司支付各种税收给其母国的政府。Panitch认为资本全球化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国家和资本并不是两个独立的领域（Panitch，L.，1996，p.85）。总之，对于后一类观点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反而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的传统职能（保持国内外的安全）正在和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政治稳定的维持、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利益的保护紧密相连。但是，两类观点的持有者倒是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一致，那就是他们均不认为国家仍然是以前的民族国家，国家也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内公共事务中的唯一行为主体了。
在诸多研究者中，杰索普对国家地位的分析更具有综合性。他没有局限于全球化而谈论国家，而是将全球化作为一种“语境”，从民族国家的内在机理出发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问题；这使得他的分析更具深度。杰索普肯定了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大西洋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即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但他也指出福特主义范式的危机使得人们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的调整和重构，并由此引发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随着跨界交易的复苏和虚拟经济的兴起，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分离；全球化使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复杂难辨、难以估摸。在大西洋福特主义主导下的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民族国家经济在大西洋福特制中是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对象，权力关系主要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Jessop，B.，2002a，p.123）。另外，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它降低了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和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在不断挑战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福利国家主义的逻辑，转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
这样，国家组织和政治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趋势：首先是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其次是政治系统的去官方化。空洞化主要所指为民族国家管理活动的分散，去官方化则包含公-私领域整体上的重新划分、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再次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即使是国家内部行动的背景也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中；对于国内政策来说，这些因素和过程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虽然传统民族国家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却又为民族国家自身去调解不断增多的重要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加入到规则制定中（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斗争。“也正因此，杰索普提醒我们，由此裁定民族国家正失去作用似乎过于匆忙，国家的重新调整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
相反，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边界的后退，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何子英，2006）无论杰索普对国家的重新想象是否已经产生了克服奥菲悖论的良方，我们都可以肯定，全球化必然导致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垄断局面的终结，无论其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许多其他主体，如国际非政府政治经济组织、公民社会网络、跨国公司一方面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公共管理、渗透到公共行政中；另一方面，它们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压力，迫使政府进行变革；一个政府改革时代显然已经到来了（张成福，1999）。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不会消亡，但是它需要被重新建构。治理与全球化出现在同一时代并非偶然，“治理的兴起，既是对政府权威和国家统治的话语性、制度性的反对，也是对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的反思和替代。”（郁建兴，2008）与市场力量无秩序的自发交换机制，以及国家等级森严的控制体系不同，治理是“自组织治理”、“水平网络式治理”、“合作伙伴式治理”，它指称“在面对自主运作的行动者、组织与功能体系彼此之间相对的互依时，各种协调的机制与策略。”（鲍勃·杰索普，2000）它强调人际间、组织间、力量间、机制间的谈判与反思，而谈判与反思意味着参与治理力量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因此治理有明显的去国家化追求，所谓“没有政府的治理”即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追求。然而，如果一味崇拜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让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缺席”，新的治理体系也不会带来良好的治理状况。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需要治理，它自己也需要在治理中担当重要角色。
2.3地方化与新地方主义
地方化和全球化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由来已久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之前，欧洲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权力架构，其一是天主教会的普世架构，其二是封建领主的地方架构，这也许就是今天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滥觞。
地方与中央（或上层政府）的关系调整一直是现代国家的变革内容之一。在美国进步运动之前，美国的市政体制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市长由殖民地总督任命，行使总督乃至英王的权力；同时根据特许状设立议会，市长和主要官员都是议会成员。在美国内战后，政党分肥制开始在地方（城市）盛行，“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在政治冒险家面前展开了一个空前富饶的政治开拓领域……（特许权、税收、合同等）所有这一切都被添加在最初只包含‘职位’一项的战利品之内”（罗思东、何艳玲，2008）。美国市政体制也受到州的制约，1868年的狄龙规则尽管强调了州相对于联邦的独立性，但也宣称，“州立法机构为自治机构注入活力，否则自治机构便不可能存在。州立法机构可以创建地方自治机构，也可以摧毁它们。……我们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相对于地方自治机构的州权限制。因此，可以这么说，地方自治机构只不过是寄宿在州立法机构意志之下的房客。”（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2004，p.32）在旧的市政体制和狄龙规则约束下，高层政府对地方自治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地方体制无法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一些新兴城市中，这些问题尤其严峻。而进步运动的一大成就便是在行政国家逐步形成、地方权力总体萎缩的情况下，让市政体制恢复了相对的“自由”，对当时城市问题的求解起了重要作用。新的市政体制和公民参与，使得许多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罗思东、何艳玲，2008）。可见地方化趋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许多经典理论家也曾经对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主作出过积极的评价。例如边沁强调就代议制民主的三个特征（责任性、代表性、回应性）而言，地方政府应获得比中央政府更高的评价。然而，将地方化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谈论，却具有新的意义。
2.3.1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化
表面上看，地方化与全球化似乎格格不入。但就效果和关系看，两者却是并行不悖的。冲击民族国家架构的，不只是各种跨国的势力，地方、社区的再兴起，也挑战着国家的权威。事实上，地方化与全球化是当今同时发生的两股趋势。尤其是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通讯科技和运输系统，可以使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偏远”，使地方得以（越过国家）直接与全球（某个地方）相联。
地方受着全球化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所谓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孙治本，2000）。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那些客观条件，例如前述通讯科技和运输系统，以及一般公众的富裕程度、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地方、社区的实力增加。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兴起，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tion）（陈彩虹，2006）。全球化产生了跨国和跨洲的“社群”，这些社群建立起了新的社会相关性，使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生活。传统层面的地方性固然受到全球性的冲击，却可能导致新的需求与动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地方化现象能使小的区块从更大的范围获取资源，也因为国家功能的降低（包括福利国家功能的减弱），使得地方、社区以及各种公民社会的团体必须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的转化正说明了这种责任。
孙柏瑛（2004，pp.56-59）较全面地分析了全球化之于地方化的积极意义。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权力和作用相对削弱，国家的管理权开始向国际（及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地方组织两个方向转移。其次，在全球化下的多层治理结构中，地方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地刺激和强化。这一方面表现为全球化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家的民主观念，民主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仅仅认为是公民投票选择自己的代表，而是要求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资源的管理过程中；公民直接参与势必在实践中推动国家更多地将公共事务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基于它们掌握的资源和地位，往往可以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地方组织体系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把一些公共项目交给地方去完成。第三，地方政府及地方性的民间组织似乎比中央政府更有活力和灵活性，去回应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的挑战。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可能（较以前）更期望通过地方分权和良好的府际合作，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推动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