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当代着名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认为，给民主下定义，需要揭示出民主的质的规定性，即区分出民主与非民主。同样地，回答什么是全球化，必须指出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的本质差异。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汽车不是马车数量的加倍。汽车等新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的削弱和损害，使交通方式的进步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进程。全球化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重要动力，它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迁过程。
本丛书以“全球化与治理转型”为名，试图通过聚焦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出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治理的新变化。诚然，全球化是一只大象，每个人摸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尽管如此，盲人摸象对于拼合一张关于全球化的整图仍然是必要的。就此而言，当前对于全球化时代治理转型的研究还显得太少，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是宏观、原则性研究居多，具体、深入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发生了重大转型，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能进行线性理解，即不能将全球化作为影响治理转型的一个常量。它们之间是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了治理转型，而且治理转型本身也属于全球化进程。
由此，我们不但要研究全球化，而且要全球化地思考。本丛书期待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实现全球化研究与治理研究的双重推进。
盲人摸象这个古老的寓言还可以解读为：如果盲人们能够确立共同概念，他们之间的语言可以通约，他们之间愿意分享、沟通和讨论，那么，一张关于大象的整图就成为可能。全球化与治理转型的研究亦是如此。在今天，关于全球化的任何命题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的确走得太远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走得还不够远。在一些人看来，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剥夺。人们对全球化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不同评价并不可怕，学者的使命正是在于为这种争论提供知识性准备，以使争论能够遵循必要的逻辑和方法。本丛书将论辩、确立全球化与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作为具体目标。
全球化理论家鲍曼曾经对“世界化（universalizing）”与“全球化（global‐ized）”作出过区分。在他看来，“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它是“新的世界无序”的别名。而“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它“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转型重建”。在这里，鲍曼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化时代的秩序重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鲍曼意义上的全球化概念，这种对于秩序重建的关怀可以包含于全球化研究中。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更是将中国的治理转型作为关怀点和落脚点。着名治理理论家杰瑞·斯托克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的思想开始占据了发展研究的舞台中心。”“发展研究被说成是‘非同寻常的事业’，因为它一方面支持对待‘第三世界’时需要遵循与西方的‘差异’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相似性’，即发展的目标在于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政策）过程和发达国家更加相像。”如果说治理理论属于全球化时代，那么它们之间的这种同一性至少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治理转型同时态化了，尽管它们的内容可能各不相同。中国的治理转型需要融入全球化，而世界秩序的转型重建也需要中国，而且中国的治理转型本身就是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全球化与治理转型的研究同时当作为中国研究，当作为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探求。
是为序！
郁建兴
2009年8月28日于浙江大学
